烽火岁月中的山东省立七乡师

王福明

    1930年，山东省教育厅决定在文登由地方筹集资金，兴建山东省立第七乡村师范学校（简称七乡师），从牟平、荣成、文登三县（后扩大到蓬莱、栖霞、海阳、福山、招远、威海等县市）招生。经过1年多的努力，先后由文登、荣成、牟平三县地方筹得大洋35000元，在款项凑齐后统一交付给山东省教育厅安排建校。

战斗堡垒  红色摇篮

    一、筹建省立第七乡村师范学校

    1932年2月，中共党员于云亭（原名于质彬，海阳县东驾马沟村人，今属乳山市，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受国民党省教育厅委派，由省城济南来文登，筹建山东省立第七乡村师范学校，并担任校长。中共山东省委指示于云亭要借机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于云亭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住在国民党文登县党部院里的文庙“乡师筹备处”，担任“七乡师”筹备处主任。学校选址在文登城东南杨家疃。

    学校整体布局分为三部分。一是南部，称南院，建有两层34间教学楼一幢。楼北绕以群厢，厢北是平房三进，做教导处、图书馆和师生宿舍用。楼西侧，建学生盥洗室，室北右侧为学校工厂房。二是北部，称北院，原为军阀张宗昌部下军长毕庶澄的别墅，设有教务办公室、总务处和伙房、餐厅等。南北院之间为体育活动场地。总占地面积约35亩。另在学校东面2里的山坡上，租了6亩薄田，做为学农基地。三是在学校附近设有两处附属小学：由文城东关黄泥庵小学改的乡师附属小学和由棋盘小学（即三里庙小学）所改的乡师实验小学。二者都是学生的实习基地。

   “七乡师”是在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的思想指导下建校，仿照中国第一所乡村师范晓庄师范的办法来办学，培养“工农身手、科学头脑、革命精神、健康体魄、艺术情操”的人才。学校教室楼门两侧，挂着陶行知的著名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横批“到农村去”。在过堂的仪门上，画有纪念“九·一八”事变东三省的地图，标明重要城市、铁路交通要道、矿产资源，顶端写着仿岳飞字体的“还我河山”4个遒劲大字，两边写着“你看见吗”“你记得吗”，以激发学生抗日救国的热情。餐厅墙壁上还张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唐诗名句。餐厅外面的墙壁上写有“各尽所能，各取所値”“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教育格言。

    当时，学校的主要领导是：校长于云亭，教务主任王少逸，训育主任刘春璞（不久改为孙平野），总务主任孙子玉。孙子玉原为文登县教育局长，后因改革旧教育制度遭到顽固势力排挤改任县督学职务。他与王远峰历尽艰辛，多方筹款建校。乡师建成后，毅然辞去督学之职，应聘就任总务主任。学校还聘请了多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任教。应聘的教员有李琴吾，思想进步，有学识，入校前就是中共党员；陈之任教国语，为人正直，学有所长，颇受学生欢迎；后又聘请了德高望重的文登中学的于寿卿来校兼任生物课。所聘请的教师大都是有朝气、事业心强、文化知识和业务功底厚的人。对不称职者，一经发现，便予以辞退。

    二、建立学校党组织

    1932年3月，于云亭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组建中共山东省立第七乡村师范学校临时党支部，于云亭任书记，汤成久任组织委员，江先政任宣传委员。于云亭又及时与中共文登、荣成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通过钟平山了解了文登“三一学社”（也称三一读书会）的情况，在宋澄（原名宋锡奎，文登县黄山村人，今属荣成市，时任中共文登党小组组长）安排下，于云亭很快通过文登中学自治会主席原道炳召集“三一学社”的会员在西关小学见面。于云亭要求会员要肩负起历史重任，接受党的考验，下定决心，向革命方向前进。在宋澄去北平以后，“三一学社”的工作便由于云亭来领导。

    1932年4月下旬，于云亭、江先政、汤成久在七乡师筹备处，成立了中共文登特别支部。根据于云亭的提议，江先政任书记（后于云亭任书记，江先政任组织委员），于云亭、汤成久分别任组织和宣传委员。江先政负责农村党的组织发展，于云亭和汤成久主要负责文登中学和七乡师党的工作。中共文登特支成立后，江先政将情况向山东省委作了汇报。并确定了文登特支与山东省委联系的秘密地址和代号：山东省委为济南杆石桥小学，程裕森；文登特支为文登县救济院，赢洲。

    中共文登特支成立后，于云亭接山东省委通知，赴济南接受为期一周的训练，主要内容是传达学习国内外形势，党的任务和组织活动等。回来后，他在中共文登特支会议上作了传达并作出两项规定：（一）抓紧进行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二）在七乡师第一批学生中招收一批共产党员作骨干，以读书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

    1932年暑假，七乡师招收第一批学生。因为乡师不收学费，每月还给5元钱的津贴，除去花4元伙食费以外，还有些零花钱，因此报考的人数达到1300多名，从中择优录取了80名，划为2个教学班。在聘请教员和招生时，于云亭通过文、荣两县党组织，有计划安排了一批共产党员。荣成县党组织安排谷牧（原名刘家语，荣成市东墩村人）、丛烈光（原名丛培塦，荣成市后店子村人）、邢礼文（荣成市人）；文登县党组织安排王本贤（国民党文登县党部青年干事，跨党）、张童华等中共党员考入七乡师，以读书为掩护，进行党的活动。

    1932年8月，七乡师正式开学时，共有党员11人。除以上5名学生党员外，教职员中的党员有：于云亭、汤成久、李琴吾、杨方千、王少逸和三里庙附小教师滕学秀。开学时，因校舍尚未竣工，暂在文登县立第一小学二部（文城北宫）上课（利用该小学暑假期间校园空置的机会），9月新校址完工后，举行了正式的开学典礼。

    同年9月，中共山东省立第七乡村师范学校党支部（以下简称七乡师党支部）成立。选支部书记时，多数人推选于云亭校长担任。于云亭提出，自己身为校长，目标大，容易暴露，建议谷牧当支部书记，他以校长的合法身份掩护党组织的活动。与会党员一致推选谷牧担任七乡师党支部书记（编者注：建国后，谷牧曾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丛烈光任组织委员，邢礼文任宣传委员。于云亭不是党支部委员，但列席支部会议。教职员中的党员组成一个党小组，由校长于云亭当组长。为便于党支部活动，于云亭借口谷牧关节炎病情严重，不宜住潮湿的新建的学生大宿舍，专门找了间小屋让谷牧住，作为党支部的秘密活动场所。

    1933年3月，中共胶东特委建立后，特委书记张静源到七乡师视察。此后，七乡师党支部直属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中共山东省委曾派徐申来七乡师巡视工作，中共胶东特委委员刘经三、于寿康，以及宋竹庭、孙季周、曹漫之（时任中共胶东特委巡视员）等，也都经常来这里指导工作，并指定七乡师党支部承担胶东特委与中共北方局秘密信件的传递任务。

    七乡师党支部取代文登特支，负责文（登）、荣（成）、威（海）党的领导。中共胶东特委把七乡师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使之成为胶东东部地区革命知识分子的摇篮，以及中共胶东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基地。文登乡师当时一度被誉为“红七师”。

    三、壮大党员队伍

    七乡师的学生大都来自农村，具有较好的思想品德。七乡师党支部十分注意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当时国民党文登县政府为七乡师规定的课程是“三民主义”（后改为“国民党义”）课。学校党支部为开阔学生的视野，发动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增添《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并且提倡学生自学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资本论解说》（通俗本）以及《唯物辩证法浅说》等书。同时，还把每周一节学习国民党建国大纲课改为国际国内形势教育，由校长于云亭亲自担任，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和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七乡师党支部还想方设法购进当时禁读的进步书刊，有的数量不足，就加以翻印。从1933年夏天起，一年级学生人手一册《政治经济学》，二年级学生人手一册《社会科学概论》，每周上两节课。教师在上国语、历史课时，公开宣传马列主义，谈论中国的未来，谈论如何为富国强民做贡献，很快成为学生舆论的中心。

    上述情况，引起国民党文登县党部的注意，不时给学校寄来清单，开列一批又一批禁读的进步书籍，还经常派人来学校查看。有一次，县党部的人突然来到学校，先到二级教室里搜查。一级的学生急中生智，把书刊藏到盥洗室里，用毛巾盖起来，然后将地上放满水。搜查者见满地都是水，也就绕过去了。

    四、建立群众组织

为便于党组织进行活动，七乡师党支部利用合法形式，在校内师生当中，先后建立了“反帝大同盟”“新文艺研究会”“史地研究会”“新科学研究会”和“互济会”等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在七乡师党支部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募捐援助东北义勇军、同情支持受迫害革命志士和帮助生活困难的同学等多项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增强了学生们的爱国主义观念，密切了党群关系，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到1933年，七乡师师生大部分都参加了各种形式的进步组织，对其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七乡师党支部慎重地把他们吸收到党内来。先后发展了王一平（原名王炳真，荣成市八河孔家村人）、刘其人（原名刘德贤，荣成市蒲湾村人，现属环翠区辖）等一批新党员。到1933年秋，七乡师已有中共党员30多人，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革命斗争的骨干。

1933年5月，从北平回到家乡的中共党员于洲（原名于醒夫，乳山市李家兴村人）应校长于云亭函聘来到七乡师，以总务处庶务员为掩护，负责中共胶东特委与中共北方局来往秘密信件（化学处理）的转递工作，并担任教职工党小组长，使七乡师党的力量进一步加强。

    五、扩大党的宣传

    七乡师党支部一经建立，就提出了“到农村去”的口号，引导广大师生和工农打成一片，共同救亡图存。

    组织“农友会”。七乡师党支部提出了“到工农群众中去，和工农群众交朋友”的号召，师生们积极响应，利用周末课外活动时间，让党员带领进步学生到附近农村开展工作。学校规定，每个学生都要交几个农民朋友，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并在农村办有十多所简易小学和农民夜校，由七乡师的进步学生轮流任教，两周轮换一次。一面帮助农民传授文化知识，一面传播革命思想，给农民讲解受苦的根源和如何摆脱贫困。经过一段时间，农民们纷纷涌到夜校里来，连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也到夜校听课。他们没有纸笔，就端着一瓢沙，用草棍在沙上练习写字。到1933年夏，全校学生交贫雇农朋友200多人。农民和学生的感情逐步加深，逢年过节，还给送来一些鸡蛋、粽子等好吃的东西。

    建立“农民俱乐部”。由于经常进行阶级教育，宣传革命道理，觉醒的农民越来越多，七乡师党支部决定，校内外结合，建立农民俱乐部。参加俱乐部的农民，每人发给一张“农友证”，每两周可凭证带领基本群众到俱乐部参加一次活动。学生与农民同台演出《卖火柴的小女孩》《东关私塾》《娜拉走后怎样》《渔光曲》等戏剧。每次活动，都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

    建立小农场和小工厂。在杨家疃东山坡上建立了六亩地的小农场。师生在两位专职菜农的指导下，轮流来这里施肥、浇水、修锄，加以精心管理。一年四季，全校吃菜，自给有余。学校办起了小工厂，请来一位木匠师傅、一位铁匠师傅和一位裁缝师傅。大的设备由学校购置，小的工具自备。选学木匠的学生自备推、刨、锛、锉、锯、斧；选学铁匠的，自备砧（六磅）、锤、锉；选学缝纫的，自备针、线、剪、尺。学生每人都有一个工具提盒。每当课外活动时间，小工厂里，拉锯的、打铁的、缝衣的，一片繁忙景象。经过一年的锻炼，一般每人都能学会一种专业技能。这不仅进行了综合技术教育，增强了师生的劳动观念，同时也解决了学校的部分经费。

    安排军事训练课。七乡师的体育课，规定每学期要按体育锻炼标准，进行一次测验，特优的发奖，及格的张榜公布，不及格的要补考。每年春季，还要召开一次运动会。为了培养军事人才，学校与当地民团联系，每周安排3个课外活动作为军事训练课。民团官兵来到学校，讲解军事知识，传授军事技术。

    创办进步刊物。为了扩大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学校办起了《火线下》和《教师之友》两种刊物。在学生方面，谷牧主编了文艺小报《火线下》，有时油印，有时石印。在每期的小报上，谷牧都发表一篇小说或评论之类的文章。教师方面，国文教师李琴吾主编了小报《教师之友》。这两个刊物的主要内容是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揭露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公开宣传反压迫、反剥削、反侵略思想，伸张正义。通过乡师的两处附小（棋盘山和黄泥庵），印刷并投寄到胶东各地。在群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很多人争相阅读，有的还亲自到学校索要或购买。

    1933年“五一”节前夕，七乡师党支部印制了《告胶东工农群众书》和一些标语，揭露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恶，号召工、农、兵、学、商组织起来，打倒国民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并连夜派人沿牟平县的上庄至荣成县的斥山以及沿烟（台）石（岛）公路两旁村庄，广为散发张贴。同时丛烈光还找到在威海中学的学生党员于荣瑞，由他领导在威海卫城区内散发张贴。威海卫国民党当局发现标语后，立即指派公安局进行侦缉。认定是威海中学学生所为，校方采取既不讨好国民党，又不得罪共产党的办法，立即勒令参加贴标语的于荣瑞和吕鸿士退学，于、吕当即愤然离校。1933年下半年，经党组织安排，于荣瑞到七乡师插班学习。

叛徒告密  遭敌破坏

    一、党的内部出现派别斗争

    1933年秋，七乡师党组织内部出现了派别斗争，几个文登籍的党员在苏家河赵熙恒家开会，提出质问：“为什么3个支部委员都是荣成人，文登一个也没有？”参加会议的于逢澄（由谷牧介绍入党），向谷牧汇报了情况。谷牧便召开支部会议，说：“没想到革命者之间会争权，既然这样，就让他们去组建支部吧！”

    丛烈光将情况和王本贤（文登县斥山北窑村人，现属荣成市辖）说明，动员他出面，王本贤没有推辞，立即着手成立党支部。但是，由于张童华想组建党支部当书记，但他威信较低，党员们都不同意，而没有组织起来。王本贤找到丛烈光说：“看来你得参加支部领导，否则支部成立不起来。”经丛烈光与谷牧商量，谷牧同意丛烈光参加。其时谷牧已由组织安排到海阳县东驾马沟村，以教学为掩护作胶东特委秘书工作，邢礼文去青岛《磊报》当编辑。丛烈光对王本贤说：“叫我干可以，但必须你当支部书记，我还是干组织委员。”就这样，以王本贤为书记的七乡师党支部宣告成立（编者注：王本贤在建国后，曾任上海市港务管理局局长、上海市交通运输局局长），丛烈光任组织委员，于荣瑞（文登市后驾山村人）任宣传委员。

    二、参加中共文登县委的创立

1933年11月，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静源在莱阳遇害，中共胶东特委与上级党组织失掉了联系。11月中旬，经中共胶东特委委员刘经三发起，在七乡师秘密召开七县党代表联席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7名代表是：文登王本贤、荣成丛烈光、牟平刘经三、海阳于寿康、莱阳王志风、栖霞大老牟、招远王得庵。会议除汇报各县党的活动情况外，作出两项决定：一是派刘经三去北平、天津寻找党的关系；二是没有成立县委的县，要立即成立起来，领导群众继续进行斗争。

根据联席会议精神，中共文登县委于1934年3月成立，曹云章任书记，丛烈光任组织委员，王本贤任宣传委员。中共文登县委建立后，文登党的活动主要在4个地方，有3个是由七乡师党员负责。王本贤在黄山（今属荣成市）一带，于荣瑞在天福山一带，牛书斋在登登口一带。昆嵛山区则由曹云章负责。

    三、叛徒告密，党组织遭到破坏

    正当七乡师党的组织不断壮大时，1934年2月，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捕共队长宋铭时和文登县公安局长带领警察，突然闯入学校，逮捕了校长于云亭和党支部宣传委员于荣瑞。此时在校的两位中共胶东特委委员于寿康、刘经三得知敌人搜捕后，迅速安全离开了七乡师。接着，国民党省党部责令文登、牟平、威海卫三县区的书记长，调集军警包围了学校，到处搜查。由于平时师生们有所准备，有关书、物早已焚毁或转移，因此他们一无所获。

    此事系叛徒张童华出卖。张童华原在国民党文登县党部当工友，由江先政介绍入党。七乡师校长于云亭看他是组织安排的，就录取了他。后来，张童华与女学生姜XX谈恋爱，向姜泄露了党的秘密，姜XX将情况向汤成久汇报。校长于云亭和党支部书记谷牧多次批评过他，但他始终不悔改。后来决定由党组织出面，安排他到外地读书，他也不接受。党组织便做姜XX的工作，要她与张断绝恋爱关系。张闻知后，恼羞成怒，并写信对于云亭等进行恫吓，扬言不是“以红色对付你”（意即告密），就是用“手枪对付你”，同时仍粗暴地纠缠那位女学生，影响极坏。1933年寒假，学校及七乡师党支部分别以“品行不端”开除了张童华的学籍和党籍。1934年春，张童华跑到国民党威海卫特区党部，向党部书记长胡建民（原是文登县党部书记长，被文登中学学生驱逐，对于云亭很有意见）告密，出卖组织，胡建民同他立即去济南，向国民党省党部密报于云亭、谷牧和于荣瑞3人是中共党员。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决定，由文登、威海卫和牟平的县党部书记长，负责查办此案。不久，他们便率领文登县的警察和保安队联合行动，到七乡师捕人。张童华告密事件发生时，谷牧已离开七乡师，赴海阳县东驾马沟村，组建中共胶东特委秘密联络站，王本贤、丛烈光亦因提前转移而幸免逮捕。但中共文登特支和七乡师党支部却遭到了破坏。

    四、开展营救被捕党员的活动

1932年冬，于洲（编者注：解放后，于洲曾担任威海卫市首任市长，铁道部科技委员会副主席等职）由北平回到家乡，开展党的活动。1933年春，由于云亭函招到该校任总务处庶务员。1933年冬，七乡师放寒假，他曾写过名为《两条路线斗争中开展农民运动宣传组织任务》的小册子，作为党员学生假期组织农民运动的秘密材料。他在教职员中，组织赤色互济会。教职员中党员的工资，每月扣30%的薪水作为胶东党的经费。另外还有赤色互济会组织，会费自愿缴纳。学生党员的党费，自愿缴纳。并在南山三里庙小学，设立教学实习点，以此作掩护，实际是作为外地党员到七乡师活动的落脚点。其时，七乡师不仅是锻炼红色战士的熔炉，也是中共胶东东部党组织的活动中心。中共北方局所有对胶东党组织的秘密指示与派来的干部，都是通过七乡师，并由于洲负责转递和接送。那时，有人称七乡师是“赤化的乡师”。

张童华叛变事件发生后，未暴露身份的党员随即又组成了以于洲为书记的临时党支部，王一平任组织委员，张从周（原名张学礼，荣成市寻山所村人）任宣传委员。支部下设党小组，3人一组，不再发生横的关系，秘密审查和恢复了党组织活动。与此同时，七乡师党组织一面安排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同志转移，一面成立了“营救校长委员会”，发动师生到国民党文登县党部、县政府请愿，要求释放校长及其他被捕人员。

    一天晚上，七乡师的学生全体出动，砸城门、呼口号，非要见校长不可。国民党文登县长刘崇武慑于学生压力，要于云亭出面动员学生回校。于云亭说，“先让学生进来，听我讲话，才能动员他们回去”。在政府大院的操场上，于云亭对学生们说：“我们处在爱国有罪、革命杀头的年代，你们要安心学习，谁也不要离开学校。要请愿，全体去，要坐牢，一起坐！学生诬告老师是犯上作乱，特别是乱搞男女关系，违犯校纪教育不听，反而诬陷别人，此风不可长！若政府不明大义，允许犯上作乱，我准备坐牢到底！”

    几天后，学生们闻讯敌人要把于云亭押送济南，准备集体卧路挡车营救于云亭。当局也怕学生把事情闹大，便在一天深夜，派4名武装警察偷偷把于云亭押解济南，关进军法会审查委员会看守所。于云亭被戴上脚镣，关押了4个月。军法处对其进行了多次审讯，于一口咬定是学生犯上作乱，诬陷好人。期间，七乡师党支部还把张童华写给于云亭的恐吓信（摄成照片）附在请愿书上，派非党进步学生曲显明、刘国模、王夕廉3人，赴省府济南“申诉”。曾任职过国民党文登县长的张里元和于云亭很要好，也去省政府讲情。省教育厅长何思源闻知后，找韩复榘说：“我委任的校长都是好的，省党部为什么要捉七乡师校长于云亭？”并愿为于云亭担保。韩复榘很气愤，亲自提审于云亭，问道“你是共产党员吗？”于回答：“我不是共产党员，我是国民党员。”韩说：“不管你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员，只要不暴动就行！”因查无实据，最终将此案定为“张童华陷害”，宣布于云亭无罪释放。同时，于荣瑞也在文登城监狱获释。

    于云亭返校时，全校师生打着标有“正义的胜利”的大旗，高呼口号，列队到汽车站迎接。到校后，又立即召开欢迎大会，并在当晚举行了盛大的晚会，庆祝胜利。此事轰动了整个文登城。

顽强斗争  锻炼队伍

    1934年7月，于云亭被迫辞去校长职务，离开七乡师，到省教育厅乡村教育辅导委员会任委员（编者注：建国后，于云亭曾担任济南市教育局长、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学校教务主任王少逸、训育主任孙平野、总务主任孙子玉因受牵连也离去，已暴露身份的党员相继转移，于洲也重返海阳。

    同年7月，山东省教育厅委任王培祚任校长，王培祚系国民党员（CC派），随他而来的尚希平、魏均吾、尹道吾，分别任教务、训育、总务主任。履任伊始，学校便改弦更张。王培祚首先取消了具有进步色彩的课程，恢复了“纪念周”，设立公民课和增设童子军课。他还派员清理学校图书，凡认为是“红色”的书籍，统统查封。暑假过后刚一开学，又借故开除思想进步的学生刘崇业，想惩一儆百。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根据中共胶东特委的指示，七乡师成立了新的党支部，王一平（编者注：解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第五届政协主席等职））任支部书记，张从周任组织委员，孙华之任宣传委员。新的党支部在白色恐怖下，继续壮大党的队伍，领导广大师生与反动势力开展坚决的斗争。1934年10月，毕庶生（文登市小台村人）经刘力恺（原名刘庆衡）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持续半个多学期的罢课学潮

    王培祚对学生采取高压统治，学生反抗情绪日渐高涨，1934年秋达到高潮。斗争首先从反对童子军课开始。七乡师童子军课的教练员对学生的态度十分蛮横，尤其对三级以下的学生经常进行体罚。同学们对增设这门课非常不满，反动教员的行为更是火上加油，罢课由此展开。领导罢课的曲显明（编者注：原名曲荣本，荣成市西南海村人，1939年曾任中共荣成县委书记，1940年任荣成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同年在与日军战斗中牺牲）、刘国柱（编者注：原名刘裕民，荣成市大蒿泊村人，后曾任职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少将军衔）、刘其人（编者注：后曾任职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少将军衔）等，都是“学生自治会”里的骨干成员。

    曲显明、刘国柱、刘其人等对增加童子军课很反感，他们按照七乡师党支部的指示，团结广大同学，针锋相对地展开罢课斗争。一天，当上课铃一响，姓刘的童子军课教练员刚走进教室，曲显明就吹哨子，大声喊：“同学们集合，到北院找校长去！”先是一、二级同学离开教室，接着三、四级也积极响应，就这样，全校开始了罢课。童子军要进行书面考试，学生们又拒不进考场，校方无奈，只好对学生说：“不答卷也可以，在卷子上签个名就行。”可是学生们连名也不签。

    后来，罢课斗争又涉及到学校的经费管理，特别是对王培祚等人克扣学生伙食费等问题，声势愈来愈大。当时学生每人每月领5元伙食费，王培祚用早一、二天放假，晚一、二天开学的方法，从中捞取油水。此外，他还贪污公款，如到上面报批建校舍，回来又包给私人建，从中赚钱，购置其它器具也是如此。“学生自治会”在七乡师党支部的领导下，印出《王培祚十大罪状》的传单，由曲显明、刘其人等带领同学于夜间，贴遍校园的墙壁以及文登县政府大堂里，还寄到文登县教育局、山东省教育厅和有关部门。同时，他们还以学生家长名义散发传单，揭露王培祚的流氓行为。对此，王培祚更为恼火，除命工友立即洗刷墙壁，还在“纪念周”的集会上，假惺惺地说：“有人想打倒我，说我有十大罪状。如果我真有其事，那就会不打自倒，无中生有是打不倒我的”。除罢课外，学生们还破坏新建校舍墙。白天建筑工人把墙用水泥抹好，晚上趁水泥未干，用脚踢掉沙子灰，使工程不能完成。由此，造成包工头和王培祚之间的矛盾，他们之间经常吵架，王培祚也难以贪污到很多钱。

    学潮持续了半个多学期，王培祚一伙声名狼藉。校方为平息学潮，在经济上对学生们施以小惠，每个学生发一条短裤作为伙食补贴。王培祚在私下里还对一些带头学生用“关心”的口吻说：“你要小心，‘山东捕共队’有你的名字”。利用假期发通知书的机会，对曲显明等一些领导学校罢课的高年级自治会骨干成员勒令退学，学潮才慢慢平息下来。

    二、七乡师“一二·九”运动遭到破坏

    王培祚为了镇压学生，采取分化手段，在学生中培养亲信，为其通风报信，这些人被学生们称作是“校狗子”（意思是校长的狗腿子）。学生们在宿舍或其它场合议论王时，都要先看看周围有无“校狗子”，若有，则用撅嘴示意。在选举学生自治会成员时，斗争很激烈，大多数学生对“校狗子”不投赞成票。

    1935年，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后，七乡师“学生自治会”在七乡师党支部的领导下，积极响应，组织集会，排演节目，进行宣传，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卖国行径，号召师生行动起来，抗日救国。师生积极参加募捐活动，捐款寄给在长城喜峰口抵抗日本侵略军的部队。中共胶东特委经常寄来一些宣传品和进步刊物，七乡师党支部便组织党员学生散发、张贴。有一次，刘庆衡将一份中共中央在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亦称《八一宣言》），贴在学校的广告栏上，一些师生发现后，立即围上去观看。

    王培祚生怕再闹出什么事来，不好向上峰交代，便想方设法对付学生，极力挑拨班级之间的关系，经常对三、四级的学生说：“一、二级的学生是于校长的学生，你们是我的学生，不要跟着他们闹事。”七乡师党支部针对这一情况，组织党员分别深入到三、四级学生中去，揭露王培祚的阴谋。后来，三、四级的学生在一、二级党员学生的影响带动下，思想进步很快，有十几名同学加入了党组织。王培祚见自己的阴谋未能奏效，又请来文登县长刘崇武给学生训话，企图借势压人。当刘在台上给师生们训话时，学生们一齐用力跺起脚来，震得地板咚咚响。刘崇武讲不下去，只好走掉。

    正当学校抗日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离放寒假尚有两三周的时间，一天下午，突然全校大集合，王培祚在全校大会上宣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通知：“立即放假，期考改在下学期开学进行”，并规定第二天上午8点以前，学生一律离校。原来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出的点子，用提前放假的办法迫使学生离校，一放假学生就回家了，以此破坏全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七乡师一场本应蓬勃发展的学生抗日救国运动也被扼杀。

    三、反动势力围剿七乡师

    1935年11月29日（农历十一月四日），中共胶东特委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一一·四”暴动。文登、荣成、海阳、莱阳、牟平等地相继暴动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立即命令驻潍县的国民党81师（展书堂任师长，亦称展书堂部）和其它部队，到胶东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文登“底湾头”、荣成“山西头”等多起惨案。之后，又在各县进行大清乡、大搜捕。1935年初冬，传出“上面要派兵来血洗七乡师”，气氛很紧张。七乡师党支部便让党员带领进步学生事先离开学校，一些教师也借故离去，留在学校的师生寥寥无几。

一星期后，师生接到学校通知，才返校复课。一个下着小雪的早晨，学生们还未起床，展书堂的部队约二、三百人，突然包围了学校，闯进了校门，由北向南一排排宿舍进行搜查，进屋先用刺刀挑起床铺，用脚踢开条箱，闹得天翻地覆，也没捞到什么。而后又到教室搜查，遇着红皮书就拿走。

1935年12月底，七乡师党支部又重建，刘其人任书记，负责一、二级学生的工作，毕庶生任组织委员，负责三级以下学生的工作。

    1936年暑假前一天下半夜，毕庶生宿舍的门突然被踢开，前后窗同时射进了手电光，接着闯进5个人，端着手枪喊道：“不许动！”随后训育员王德五也跟进来，指了指毕庶生的床，一个小头目便叫毕起来穿好衣服，另外两个人先搜毕的口袋，又搜床铺、柳条箱，搜走一个小本和一个没皮的字典，最后叫毕带上一床被子，押送县衙。同时被捕的还有刘其人和王洪仁。

    他们3人被捕后，学校中的其他党员，立即以“学生自治会”名义，敦促学校出面保人，并在师生中发动募捐，以帮助被捕的学生。曲相升是三级一班的副班长，当时虽还没有入党，但他带头募捐。募集来的钱款，由曲相升等4人出面，几经交涉，才送给被捕的学生。为此，学校在暑假后，就以“操行成绩丁等”为由，将曲相升和刘庆衡勒令退学。

    刘其人被捕后，通过孙子玉出面营救，将刘保释出狱。毕庶生、王洪仁则被押送到济南反省院，直到1936年底，才被取保释放。

    1937年11月，德州失守，济南告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迁往泰安，省教育厅指令七乡师南迁。学校当局声明：愿意随校南迁者，3日后出发；不愿去者，于2日内返回原籍。其时一、二级的学生已经毕业，在校的3级至6级的学生，6个班共300余人，绝大部分领取肄业证书后，回到家乡。随校南迁的仅有70余人，由王培祚带队，行至山东临沂县时，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师生各自逃命，山东省立第七乡村师范学校也就自行解体，历时5年零9个月。

（市政协科教文卫体和文史资料委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