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绅士徐宗尧与瑞泉学校

◎ 高玉山

乳山市徐家镇徐家村地处平原，但村北面不远处，却有东西向并排着四个大小相似的山头，均海拔100多米，最高的一个山顶叫金顶，海拔160米，这个地理位置当地人最早称其“四山”。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佛教禅宗之临济宗一派在此风水宝地建了瑞泉院，因这所寺院的存在，故改称“寺山”。

寺山上的瑞泉院虽然曾经香火很旺，但名气更甚的是100多年前这里曾经有一所瑞泉院小学，而且是当时牟平县第一所新式私立小学。这所小学的创办人就是邑内开明绅士、曾任民国山东省议会第三届议员的徐宗尧。

行大义，自掏万元办新学

徐宗尧，名明述，号灵山道士，宗尧是他的字，乳山市徐家镇徐家村人（当时属牟平县第十区）。清同治十三年（1874）出生在一个殷富家庭，家族的堂号叫金海堂，有土地若干，还经营一间药铺。其父亲望子成龙，重金聘请名宿耆儒，作几个孩子的教书先生。徐宗尧聪颖敏达，通晓“四书五经”。在勤书善画、学识日增的过程中，他目睹家乡人民文化水平低下的窘况，渐渐地从渴望“学而优则仕”的目标转向要让更多的人读上书的雄心。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诏令设立学堂，山东巡抚袁世凯奏陈办理《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一批新式学堂应运而生。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已是34岁的徐宗尧，考入创办于1902年官立青州府师范学堂。徐宗尧抱负满腔，决心学好本领回乡创办新式学校，提高家乡的教育水平。

民国元年（1912年），徐宗尧以优异成绩从官立青州府师范学校（官立青州府师范学堂更名）毕业。也是在这一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了新的办学章程《壬子癸丑学制》。他满怀激情回到家乡，摩拳擦掌想尽快实施自己的想法。同乡知己姜吉德（西峒岭村人）也热血沸腾，表示愿意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办学校，这是天底下最难做的事情之一，资金、校舍、师资、生源，都是必须迈过去的几道坎。徐宗尧没有被困难吓到，经长时间筹划，他决定办学资金自己掏。但是倾囊也不够，好在父亲和家人十分支持他的行动，其弟徐明选在南洋经商，颇有积蓄，感动于兄长义举，也鼎力相助，就这样徐宗尧凑齐了办学校的1万元。但是校址的选择却遇到了大麻烦。

徐宗尧早就看好了寺山的瑞泉院，这是个有百亩良田，种植着大面积沙参的很富裕的寺院。有房屋几十间，僧人只有十多个，场地宽敞，尤其那儿山清水秀，幽静清雅，是个办学校的好地方。徐宗尧心想，办学初期资金紧张，可以先租这些房屋当教室，过一段时间再慢慢建新校舍。可是当他与姜吉德一起兴冲冲地去找瑞泉院住持商谈时，却碰了钉子。住持以“佛家净土不受喧闹打扰”为由而回绝。

无奈之下，徐宗尧只好到牟平县劝学所（时教育行政主管机关）找到所长王照琴，请求支持。王所长又向牟平县知事任方同汇报，任知事乃识时务者，被徐宗尧自掏万元办新学慷慨之举所感动，立即通知瑞泉院住持前来协商。徐宗尧得到县府的支持了，住持显然阻止不了办学校，但是还是坚持不允使用寺庙房屋。最后经裁决双方达成协议，同意在寺山开办一所小学，名为“瑞泉院小学”，但校舍须新建。

随后，建校舍、做桌椅、聘请教员、四处张贴招生告示……经过一番辛苦努力，民国三年（1914年）春天，瑞泉院小学开学了，社会上也称瑞泉小学。徐宗尧创造了牟平县的两个第一：一是个人捐资办学数额最大，当时1万元大体能顶县知事三年多的官俸收入，不是一笔小钱；二是创办了全县第一所新式私立小学。

按照民国元年（1912年）教育部公布的《小学校令》“小学分高、初两等，高等三年，初等四年”之规定，瑞泉院小学初办实属初等小学，学制4年，招生对象为6至9周岁的男女儿童。这是牟平县第一所新式私立小学，人们奔走相告，方圆几十里都有学生报名。学校组成董事会，徐宗尧任董事长，吕化之（辛家口村人）、刘从甲（黄疃村人）等人任董事，姜吉德任校长。初始设3个班，共有120多个学生，每学期用教员四至五人。

因中华民国教育部1912年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所以瑞泉院小学不但没有收益，而且徐宗尧必须到处化缘和自掏腰包，才能支撑学校的日常教学活动。虽然筹资很艰难，但是每每听到小学生们的朗朗读书声，徐宗尧心里就像喝了蜜一样甘甜。

民国七年（1918年）春，瑞泉院初等小学的学生学业期满，徐宗尧不满足于他们仅仅认识几个字，决定让他们继续读书，于是改名为瑞泉院高等小学，原来的3个初等小学班皆升为高等小学班，学制3年。

再立志，创办中学开先河

徐宗尧热心家乡教育事业，深受乡人敬重，其口碑和声望名闻遐迩。民国十年（1921年），他因捐资兴学获得山东省长公署给予的一等嘉祥章，被授其“敬教劝学”匾额一块，并于当年冬被选充民国山东省议会第三届议员。

雄心勃勃的徐宗尧想再为家乡教育办件大事，立即着手筹建瑞泉中学（私立），他想让小学毕业后的孩子们能够进一步深造。为筹集建校资金，他日夜奔走于亲朋好友之间，又先后去东北、北京及南方各地，找在外地有能力的家乡人募捐。乡里木瓦工匠在其义举精神感召下，也纷纷自愿义务投工参加修建校舍劳动。经过一番辛勤的操劳，终于在1925年建成全县第一所初等中学——瑞泉中学（私立）。这在牟平县又是一件开先河的事情，因为中学教育需款颇巨，牟平县拟设中学有年了，卒因政府财匮力绌而止，直到1931年牟平才建立了第一所县立初级中学。

瑞泉小学（私立）改为瑞泉中学（私立）后，原高等小学班的学生升为中学生，高等小学遂变为瑞泉中学附属小学，徐宗尧仍被推举为董事长，姜吉德、刘从甲任董事，邹曰昆任校长。中学部、附小部各设3个班，学生共约200人，其中女生30余人。每学期用教员中学七至八人，小学三至四人。

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徐宗尧，亲登讲台，向学生授课，讲解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教师任用上坚持品德第一，十分注意聘用思想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

1930年秋，进步教师倪夕渊来校任教。倪夕渊又名倪鲁平，是小疃村人，1902年生，曾参加过1928年8月的冯家集农民暴动，担任民众自卫团司令部秘书处负责人。他思想进步，性格直爽，能言善辩，多才多艺。上课之余，他利用唱戏的方式在学生中巧妙地宣传共产主义，嘲讽国民党，还组织学生在徐家村演文明戏，借机会演讲宣传进步革命，灌输爱国思想，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蚕食侵略中国的野心。1931年3月，倪夕渊应聘到牟平城里创办《牟平旬刊》。离校前，通过在上海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读书的弟弟倪仁初（钟植），推荐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徐有芝、李士训、沈宗林三位教师来校任教。《牟平旬刊》因锋芒太露，只办了10余期就被当局封杀，倪夕渊也被捕。后来，倪夕渊1933年在青岛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委员兼反帝大同盟书记，胶东抗日军政学校校长，不久又任圈杨家兵工厂副厂长。

当时瑞泉中学里，国民党和地方封建势力还很大，地主豪绅的子弟总是想超人一等，在社会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下，当然引起其他学生的强烈不满。由于进步势力与守旧势力的交锋，教师和学生也自然分成两派，两派互相辩论斗争，最后都把矛盾集中到校长邹曰昆身上。1931年清明节后，在由南方新来的3名教师的暗中支持下，张连珠（文登人）、董良功等进步学生以罢课形式反对学校的封建势力。另一派也不甘罢休，于1931年暑假前将官司打到国民党牟平县政府。县长田育璋是由当时称霸胶东的军阀刘珍年委任的，是个横行霸道、敲骨吸髓的主儿，哪能有心思理这些事，但为避免乱子更大，就粗暴下令中学停办，学生回家。

面对如此乱局，徐宗尧心焦如焚。他找到黄疃村的老友刘岐峰一起想办法。刘岐峰是个秀才，教过私塾，后弃教行医、经商，走南闯北，拥有财富且乐善好施，友邻乡里，德高望重，还曾担任过峒岭乡乡长，兄弟五个排行老三，故被乡人尊称为三先生。刘岐峰交友正直，风骨傲人，追逐时代潮流，深明民族大义，成为牟平县域内的达人。1928年，胶东发生的农民抗捐暴动队伍攻打牟平县城时，刘老先生就曾为农民起义军头领段成斋出谋划策过。徐宗尧本想让刘岐峰参与学校管理，甚至让出自己的董事长一职，可刘岐峰却让他十分得意的长子刘经三出面，历练成长。刘经三时年25岁，思想进步，有胆有识，1925年从很有名气的济南育英中学毕业后，回乡从事教学、经商及随父经营药铺等业。在精明能干的刘经三和徐宗尧的共同努力下，瑞泉中学于1932年恢复办学。

播火种，闹学潮中求真理

1932年3月，刘经三接替徐宗尧继任学校董事长，徐宗尧的三儿子徐洪清担任附小校长。徐洪清1909年出生，是刘经三在济南育英中学读书时的同学，毕业后先在牟平县养马岛一处学校教学，1930年底到瑞泉中学任教，与刘经三志趣相投。

1932年8月，刘经三加入中国共产党（代号“陶子”），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更加关心国事时局，敏锐地认识到这所学校青年人多，思想比较活跃，是个传播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的好阵地。当时，所招学生来自邻近的文登、海阳、牟平等县。学校董事换为于俭斋（老庄村人）、于经五（洋村村人），两人皆为共产党员。同时，刘经三将鲁自嘉（泰安人，中共牟海县委委员）、于子聪（归仁村人）、宋绍九（刘伶庄村人）等共产党员安排在学校任教，利用学校这个阵地宣传革命道理，秘密发展党员，培养革命骨干。于子聪生于1902年，1918年入瑞泉小学读书，后相继在济南育英中学、北平俄文法政大学、济南军官大学（张宗昌办）读书，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1930年回乡后在南汉村教学，1932年8月由刘经三介绍入党后，即被邀到瑞泉中学任教。

当时共产党在牟海边区已形成东部以瑞泉中学、西部以岠嵎院为基点的两个活动中心，瑞泉中学吸引了众多有志青年前来就学，可以说是革命青年的摇篮。刘经三也把学校当成党组织进行地下活动的一个基地，文件材料经常在这里秘密刻印发送。鲁自嘉性格豪爽，工作积极，课余时间经常到附近村子指导党的工作，发展党员，各村党的负责人也常以各种名义到学校找他汇报工作，接受指示。

中共地下党员教师经常以解释“三民主义”为题，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介绍苏联十月革命情况，大大激发了学生们追求真理、积极参加革命的热情。鲁自嘉颇有才华，担任语文课教师，他讲课从来不照课本讲，而且经常用漫不经心的口气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有一次他让学生写作文，出的题目是“对时局的感想”，学生中凡是照国民党的调子写的字句，他都给划去了，并写下批语：共产党是“乱党”吗？应该有自己主见，不应人云亦云，应多看新理论书籍、新闻报纸，不至于落后。

1932年11月，中共牟海县委遭破坏，形势险恶，鲁自嘉由宋绍九协助安然离开学校转移。此时，学校新旧思想交锋日益激烈。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共产党员于子聪、宋绍九倡导进步学生组织起“学生自治会”，让进步学生邵经考（邵家村人）任会长，积极帮助培养他领导“自治会”工作，更加提高了学生们的革命觉悟，追求革命道理的愿望一天比一天强烈。

1933年1月，中共牟平县委在归仁村成立，刘经三任书记，宋绍九、于子聪等任委员。3月，中共胶东特委成立，刘经三任特委委员。虽然从此他东奔西跑忙于党的活动，学校事务顾及较少。但因进步学生都参加了“学生自治会”，学校革命思潮日益高涨。然而，在当时泥沙混杂各种思潮、主义纷争的中国社会，瑞泉中学也并非一方净土。中学复学后，担任校长的宁子安和几个月后接替他的于云禧，就是两个害怕和抵制革命的顽固守旧派。他们把自己的一些亲信安排学校任教。面对学校革命思潮的日益高涨，于云禧极为害怕和恐惧，但却不敢公开反对压制，于是，就让他的亲信教师借讲课之机，经常运用各种卑劣手段讽刺、刁难、体罚进步学生。长期受压的学生义愤很大，在宋绍九、于子聪等教师的组织下，“学生自治会”组织学生罢课抗议，张贴大字标语，并揭露校长的裙带关系，要求校方责令当事教师公开检讨，赔礼道歉，否则就要求学校解除他们。

事情就这样闹大了，校长于云禧更加恼火，非但不接受学生要求，反而采取压服的毒辣手段，声言要开除带头闹事者。同时秘密派人向国民党牟平县政府诬报学生动乱，请求派兵镇压。刘经三得到消息后，立即与于俭斋、于经五认真研究，周密策划，决定由“学生自治会”出面与当局进行周旋。当牟平县公安局长黄云阁率武装警察来到学校后，“学生自治会”负责人邵经考据理力争，当局被迫作出让步，同意举行由学生代表邵经考、董事会代表刘经三（还有个身份是牟平县政府教育委员）、校方代表于云禧和公安局长参加的四方谈判。

谈判在学校东南七八里路外的区公所所在地洋村一座地主的小楼里举行，学生代表列举了那些旧势力代表的教员如何无理刁难学生的大量事实，坚持真理，寸步不让。双方僵持数日后，公安局长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找不到惩处学生的借口，也怕事情闹得更大，便以回县城汇报为名借梯下楼，带着警察们返回牟平城。胆小怕事的于云禧见警察不管了，学校董事会也强烈不满了，只得将那几个教师解职，自己也辞职回家。虽然学潮胜利了，但刘经三、于俭斋、于经五等人却成为国民党牟平县党部严密监视的对象。

暑假后，李拓天接任瑞泉中学校长，并兼任英语、体育两门课程。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讲课很细心，由于经常与学生接触，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矛盾有些缓和，但新旧思想的对峙仍然存在。

开学时间不长，国民党牟平县党部终于在县城邮政局查获了写给“陶子”的一封信，决定要逮捕刘经三这个共产党人。此消息幸被牟平县政府教育科长、共产党外围组织“互济会”成员的于振西（八里甸村人）得知，连忙设法通知刘经三安全转移。此后形势逐渐恶化，11月，宋绍九、于子聪相继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

这样一来，瑞泉学校进步学生失去坚强后盾，便回到家乡，转入农村，继续参加革命活动。瑞泉中学处于瘫痪状态，终于在1933年12月再次停办。

1934年，牟平县政府将上年秋成立于第十区洋村的县立第十小学移于瑞泉院，以停废之私立瑞泉中学遗房共60余间，新建县立瑞泉院小学。全年需经费2295元，除从县政府第五科年领补助费银300元外，余由该校自筹。1935年统计，共有校舍77间，教职员8人，设6个班，共195人，其中男生158人，女生37人。在当时牟平县十所县立完全小学中，学校校舍、教员及学生数量，乃至县政府拨付经费的数额，都仅次于牟平县城的城内小学。“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局动荡，瑞泉院小学也在1938年彻底停办。

瑞泉中学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在胶东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共产党在学校播下了革命火种，学校培养了革命骨干，为后来胶东的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基础，许多学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如1930年考入瑞泉中学的张连珠，1932年5月加入共产党，1935年1月任中共胶东特委书记，领导了著名的“一一·四”武装暴动；又如1930年考入瑞泉中学的蔡雍泉，1932年入党，毕业后先后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十三团政委、东海指挥部政委兼军政委员会书记、八路军山东纵队新第五支队二团政委。也是在这一年考入瑞泉中学的宋绍九，193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8月任中共牟平县委书记。

思想进步、积极支持革命的徐宗尧，曾利用自己的声望出面带领乡民们整修每到雨季便泛滥成灾的徐家河，也曾利用自己国民党山东省议员的身份掩护了很多共产党的军政干部，受到了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胶东行政主任公署主任曹漫之的高度赞赏。1942年6月，他当选抗日民主政权胶东区第一届参议会副参议长。1945年10月，又当选为胶东区第二届参议会副参议长，他积极参政议政，为胶东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每次回乡，总是关注百姓疾苦，走访学校，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深受乡人敬重。1947年，因年高离职回乡。老人生性乐观，不顾高龄仍坚持劳作，1960年12月逝世，享年86岁。其儿子徐洪清在学校停办后，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后在战场上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