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威海卫两条史料的考证

李仁海

清乾隆《威海卫志卷之一·疆域志·兵事》记述了明代在威海发生的两次抵御倭寇入侵的战事，一是“永乐四年，倭寇扬帆于刘公岛，声言攻百尺崖，而卒击威海，几无噍类。掌任指挥扈□督率世职及春秋两班操军、乡城门夫、壮丁力死堵截。三日后，都督徐国公朱□统兵援战，倭寇始息。”二是“嘉靖二十三年，倭寇至，自胶抵威海栲栳岛洋，为风所阻，泊岸依山嘴，官军不能前。数日持刀出，官军获之（载府志。《文登志》作三十六年）。”

上述记述中的“都督徐国公朱□”与“威海栲栳岛”，令人疑惑不解，搞不清“都督徐国公”是谁，“威海栲栳岛”何在。兹考证如下。

都督徐国公朱□属子虚乌有

发生在明永乐四年（1406年）的抗倭战事，是威海设卫筑城后的第一场抗倭战事，也是在威海卫发生的最大一次抗倭战事，道光《文登县志卷十·杂闻兵事》对此亦有记载：“明永乐四年，倭扬帆至刘公岛，声言攻百尺崖，而卒击威海。掌任指挥扈督率世职及春秋两班操军、乡城门夫、壮丁力堵三日后，都督徐国公朱统兵援战，倭始退。”两者的记述基本相同。光绪《文登县志卷十四·灾异》亦载：“永乐四年，倭寇威海卫。指挥扈宁力守三日，都督统兵来援，始退。”雍正《文登县志》对此没有记载。

对于在这场战事中率军增援的“都督徐国公朱□”，初看不做分析，可以解读为这个都督姓朱，名字失传，封爵为徐国公。乾隆《威海卫志》所记“都督徐国公朱□”和道光《文登县志》所记“都督徐国公朱”一致。但是，仔细地分析特别是查证一下有关资料后，就不难发现这句话存在问题，令人疑惑，弄不清“都督徐国公朱□”是何人，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明初没有徐国公这个封号  对姓朱的都督封爵为徐国公的解读是错误的，不符合史实。不仅在明初的洪武、永乐两朝没有被封为徐国公的功臣，在整个明代也没有发现徐国公这个封号。乾隆《威海卫志》点注本，在“都督徐国公朱□”这句话下注释曰：“《明史》载永乐时都督有朱能，明怀远人，字士弘。建文初从燕王起兵‘靖难’，有显功。成祖即位，授左军都督，封成国公，然非徐国公。究指何人，待考。”这是乾隆《威海卫志》点注本对“都督徐国公朱□”考证的结果——朱能可能是明永乐间唯一被封为国公的都督，遗憾的是被封为成国公，不是徐国公。

根据《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列传第三十三》的记述，朱能是明朝初期名将，怀远（今安徽怀远）人。其父朱亮因随明太祖征战有功，被封为燕山中护卫副千户。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能承袭父职，隶属于燕王朱棣麾下。后随燕王征漠北，骁勇善战。靖难之役时，朱能夺取北平九门，先后击败耿炳文、李景隆，在灵璧俘虏平安等十万人，累功至左军都督府左都督，封成国公，加太子太傅。永乐四年（1406年），朱能担任征夷将军，征讨安南，不幸病死于军中，追封为东平王，谥号武烈。根据这些记述，乾隆《威海卫志》点注本注释中提到的朱能，不是这个“都督徐国公朱□”，徐国公也不是成国公之误。

如果这个“都督徐国公朱□”不是封爵为徐国公的朱□，那么只能理解为是姓朱的都督和姓徐的国公两个人，是字的排列顺序有误。

明初有四个徐姓国公，永乐时皆不能出征  经查证，明洪武、永乐两朝被封为（含追封）国公的徐姓大臣共有四个，即洪武年间的魏国公徐达和承袭魏国公的徐辉祖，永乐年间被追封为定国公的徐增寿和被追封为蔡国公的徐忠。

徐达(1332—1385)，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元末，他参加了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大败陈友谅。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率军消灭张士诚地方割据势力，被封为信国公。同年任征虏大将军，挥师北伐中原，次年（即明洪武元年）攻入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残暴黑暗的统治。以后，又连年出征打击元朝残余势力。洪武三年（1370年），因功授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改封为魏国公，为明朝开国的第一功臣。洪武十八年（1385年）死后，明太祖朱元璋追封其为中山王。

徐辉祖(1368—1407)是徐达的长子，以勋卫署左军都督府事。洪武十八年徐达死后，袭爵魏国公。徐辉祖是朱棣的大舅子，也是朱棣在整个靖难之役过程中遇到的最难缠的对手。在安徽齐眉山一战，朱棣被打得满地找牙。据《明史卷一百二十五·列传第十三》记载，徐辉祖在朱棣起兵后，“命帅师援山东，败燕兵于齐眉山。燕人大惧。俄被诏还，诸将势孤，遂相次败绩。及燕兵渡江，辉祖犹引兵力战。成祖入京师，辉祖独守父祠弗迎。于是下吏命供罪状，惟书其父开国勋及券中免死语。成祖大怒，削爵幽之私第。永乐五年卒。”

徐增寿(?—1402)，徐达的幼子，徐辉祖之弟，朱棣的小舅子，以父荫官至左都督。建文帝怀疑燕王朱棣造反，曾向徐增寿发问。徐增寿道:“燕王和先帝同气，富贵已极，怎么还造反呢?”靖难之时，徐增寿屡次密告京中的部署，被建文帝所发觉，以私通燕军之罪诛杀。据《明史卷一百二十五·列传第十三》记载：“建文帝疑燕王反，尝以问增寿。增寿顿首曰：‘燕王先帝同气，富贵已极，何故反！’及燕师起，数以京师虚实输于燕。帝觉之，未及问。比燕兵渡江，帝召增寿诘之，不对，手剑斩之殿庑下。王入，抚尸哭。即位，追封为武阳侯，谥忠愍。寻进封为定国公，禄二千五百石。”

徐忠(1362—1413)，字仲达，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明朝靖难名将。早年袭父职为河南卫副千户，随明军北伐，积功升任济阳卫指挥佥事。靖难时，徐忠在开平率部投降，屡立战功，累升至前军都督府前军左都督，封永康侯，后奉命辅佐太子，统领南京兵政。永乐十一年(1413年)病逝，追封为蔡国公，谥号忠烈。

如果永乐四年率军增援威海的“徐国公”，是一个姓徐的国公话，那么这个国公肯定不是徐达和徐增寿、徐忠，因为其时，徐达已经去世，徐增寿和徐忠尚没有被追封为国公，而且徐增寿已经死亡。只能是徐达的长子、徐增寿的兄长徐辉祖，但其时徐辉祖因“站错了队”，被“削爵幽之私第”，不可能再继续拥有军权，统兵在外。

这个“都督徐国公朱□”既不是封爵为徐国公的朱□，也不是姓徐的国公，那么，这个“都督徐国公朱□”是何人？

“都督徐国公朱□”疑是“魏国公徐、都督朱”之讹  永乐二年（1404年），时任文登县教谕的胡士文曾作过一篇《新设威海卫捕倭屯田军记》。文中曰：“洪武戊寅春正月，特命魏国公徐、都督朱，垛集本处之民，置立沿海卫所，以安斯民于仁寿之域。迨至永乐元年仲夏，都督朱复奉新君之命，练兵至威海。”碑记中的“魏国公徐、都督朱”句与“都督徐国公朱□”句基本相似，说的都是一个国公和一个都督，不算标点都是7个字，前句多个“魏”字，后句也多个字，只是已经堙没变成“□”，并且字的排列顺序也不同。笔者认为，“都督徐国公朱□”应该是源出于“魏国公徐、都督朱”，是古人在传写过程中出现错讹（包括漏字、顺序颠倒等）造成的。道光《文登县志》载“都督徐国公朱统兵援战”，延续了乾隆《威海卫志》的说法，只是少了一个残缺字的符号“□”。

光绪《文登县志》云“都督统兵来援”，没有提及徐国公。可能是光绪文登县志的编修者已发现其中的谬误，其时徐辉祖已经不能率兵出征，故做了一些修正。所以，永乐四年的徐国公，纯属子虚乌有。

那么，这个“都督朱”是谁？

“都督朱”依然是个迷  根据《新设威海卫捕倭屯田军记》可知，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奉命到山东沿海设置威海等沿海卫所的是魏国公徐辉祖和一个姓朱的都督。朱元璋死后，其孙即位，不久因发生叔侄争位的靖难之变，威海等卫未能修筑城池。永乐元年，朱棣即位后，始顾及沿海筑城诸事。所以，那个都督朱复奉新君之命，来威海练兵，修筑威海卫、成山卫、靖海卫等城池，并请胡士文作文刻石记其事，这次同时统兵的已经没有魏国公徐辉祖了。根据光绪《文登县志卷十四·灾异》的记述可知，当时率兵来支援的也只是一个都督朱，没有什么徐国公。

这个三次出现的“都督朱”，可能是同一个人。那么，这个“都督朱”是谁？

据《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列传第三十三》记载，洪武三十一年，朱能在朱棣麾下，其时不可能随徐辉祖巡防山东沿海；永乐元年，来威海练兵的都督朱与洪武三十一年来的是同一个人，即也不是朱能；永乐四年，朱能担任征夷将军，征讨安南，当年即病死于军中，更不可能到山东率兵援战。三次出现的“都督朱”都不是朱能，那么这个“都督朱”是谁，“究指何人，待考”，可能永远都是一个迷。

今威海没有栲栳岛

在清代编撰的一些地方志中，许多都记载了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一股数量不明的倭寇抵达威海栲栳岛避风，后被官军擒获之事。但是，不论在当年的威海卫境内，还是今天的威海市境内，都没有名为栲栳岛的岛屿。1986年版《威海市志·大事记》将威海市区北部的褚岛括注为栲栳岛，当时对此并无异议。2016年初，又议及此事，觉得有些不妥，细细思之，认为今褚岛并非栲栳岛，威海也没有名谓栲栳岛的岛屿。

倭寇抵达栲栳岛的记述  倭寇抵达威海栲栳岛之事发生的时间，除嘉靖二十三年、三十六年（1557年）外，还有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的记述，多数资料记为三十四年。

1986年版《威海市志·大事记》据此记为：“1555年（明嘉靖三十四年）倭船自胶州湾至威海栲栳岛（褚岛）附近骚扰，被明军歼灭。”“大事记”在栲栳岛之后括注着褚岛，认为褚岛即栲栳岛；现褚岛即栲栳岛的说法，始于此。《威海市志第十四编军事·第五章明清战事·第一节抵御倭寇》记曰：“1555年（明嘉靖三十四年），一股倭寇从胶州湾开抵威海卫以北海面，为风所阻，依山嘴处停泊。威海卫守军立即将其围困。几天后，倭寇粮尽水绝，持刀登岸抢掠。卫城守军奋力作战，将其全部捕获。”“抵御倭寇”一文不提栲栳岛，也不提褚岛，只言“威海卫以北海面”，但褚岛恰在今威海市区的北部，明确指出了栲栳岛的位置，实际上是间接地指出了褚岛在威海卫的位置。

古代还有一些地方志对此有过记述。雍正《文登县志卷之一·兵事》记曰：“嘉靖三十四年，倭船抵威海栲栳岛洋，为风所阻，泊岸，依山嘴，官军不能前。数日持刀出，官军获之”。道光《文登县志卷十·杂闻兵事》记曰：“嘉靖三十四年，倭船抵威海栲栳岛，为风所阻，泊岸，依山嘴，官军不能前。数日持刀出，官军获之。”光绪七年《登州府志卷之十三·海防附兵事》记曰：嘉靖“三十四年，倭船阻风，泊威海卫之栲栳岛，官军不能前。数日持刀出，始获之”。光绪《文登县志卷十四·灾异》记曰：嘉靖“三十四年，倭船阻风，泊威海之栲栳岛。官军不能前，数日持刀出，官军获之”。

现代有关资料对此也有记述。初钊兴《明清时期今威海地区的驻军——三卫一营考》载：“嘉靖三十四年，倭船抵威海栲栳岛洋，为风所阻，泊岸，依山嘴，官军不能前。数日后，倭持刀出，官军获之。”《中华抗倭史话第八·山东海防抗寇之功》载：“嘉靖三十四年，一股倭寇从胶州湾开抵威海卫以北海面栲栳岛（褚岛）洋面，为风所阻，依山嘴处停泊。威海卫守军不能前，立即将其包围。几天后，倭寇粮尽水绝，持刀登岸抢掠，卫城守军奋力作战，将其全部捕获。”《胶东历代海上兵事简记》载：“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倭船阻风波威海卫之栲栳岛，官军不能前，数日持刀出始获之。”

不难看出，无论是古代文献的记述，还是现代文章的记述，只有简略与详细的不同，基本脉络没有什么不同，基本是来自同一个版本。只是有的直说威海栲栳岛，有的则在栲栳岛后括注了褚岛。

历史上威海卫并没有栲栳岛  虽然清代地方志和现代资料多次记述威海栲栳岛，但是历史上威海卫并没有栲栳岛。

乾隆《威海卫志卷之一·疆域志》在“山川”中记有沿海刘公岛、日岛、黄岛、石岛、楮岛等5个岛屿，楮岛即今褚岛（下同），志中在楮岛下云：“在卫西北隔岸三里。”

早于乾隆《威海卫志》的康熙《威海卫志》，在“山川”中记有刘公岛、日岛、黄岛、青岛、黑岛、楮岛、石岛、双岛等8个岛屿，在楮岛下云：“内多草木及樗、椒、野茧、葛条、枸椒之利。驾船而入，钓多大获。在卫城西北大海中，去岸五里。”

雍正《文登县志卷一·山川》，对威海卫只记有刘公岛。

道光《文登县志卷一·山川》，对威海卫沿海记有竹岛（即竹岛寨，下同）、双岛、刘公岛、日岛、黄岛、楮岛等6个岛屿，在楮岛下云：“在县西北海中，威海西北，隔岸三里。”

光绪《登州府志卷之三·山川》在文登县下，记有威海卫沿海的竹岛、刘公岛、日岛、黄岛、楮岛等5个岛屿，在楮岛下云：“在县西北百里海中，内无居民。”

光绪《文登县志卷一上·山川》记有竹岛、刘公岛、日岛、黄岛、石岛、楮岛等6个岛屿，在楮岛下云：“在威海司西北海中，内无居民。”

在上述地方志所记述的岛屿中皆没有栲栳岛。这就令人产生两个疑问：既然威海栲栳岛曾经发生过倭寇侵扰的战事，并且在多部地方志中都有记述，那么为什么地方志中不记述栲栳岛在哪里？如果威海卫境内某个岛屿曾名栲栳岛，为什么不给予说明？在地方志中对山河岛礁给予记述，本来就是地方志的基本内容，是编纂地方志的基本任务之一。

乾隆《威海卫志》的编纂者郭文大是一个对威海卫的地理人文很有研究的人，清雍正年间（1723—1735）任威海卫教授的张介正在《重纂威海卫志序》中对郭文大有这样的介绍：“有郭子尧瞻者，常一一为余告曰：某岭某峰可供登眺，某川某泽可供渔猎，某墩某堡所以防不虞，某坊某碣所以表节烈，某桥某林麓所以通行旅而利樵苏。他如官衙、传舍以及郊坛祠宇，虽不无废兴之感，其基址犹历历可考。”郭文大在志书的兵事中对这场战事作了记述，说明他知道嘉靖三十四年在“威海栲栳岛”发生的这场战事，那么，他为什么不对栲栳岛的具体位置在哪里进行记述或考证？究其原因，不是因为这个问题被忽略或遗忘了，而是因为在威海卫沿海的岛屿中并没有名为栲栳岛的岛屿，也没有哪个岛屿曾经名谓栲栳岛。郭文大只是将府志、县志中关于这场战事的记载给予转录罢了，他确实不知道“威海栲栳岛”在哪里。

既然威海历史上并没有名谓栲栳岛或曾名栲栳岛的岛屿,那为什么将褚岛括注为栲栳岛？原来，栲栳是一种由柳条编成的篓子、篮子一类的容器，形状像斗，也叫笆斗，用来盛粮米或打水。岛名栲栳，是说这个岛的形状像个笆斗。既然多种地方志中都有“倭船抵威海栲栳岛”的记述，事情应该不会有假，但在威海却没有名谓栲栳岛和曾名栲栳岛的岛屿，只有褚岛的形状与其有点相似，只好用其替代，这应该是将栲栳岛括注为褚岛的原因。不过，这只是一种揣测而已，并没有什么其他依据。褚岛的形状是呈西北至东南向的长状，并不完全与笆斗（栲栳）相似。

历史上胶东曾经有两个栲栳岛，但皆与威海无关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胶东沿海曾经有过两个栲栳岛，一个在即墨县（今即墨市），一个在宁海州（今烟台市牟平区）。

关于即墨市的栲栳岛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之三十六》，在莱州府即墨县下记曰：“栲栳岛，县东北十九里。有寨城，置巡司戍守。”《清史稿卷六十一·志三十六·地理八》在胶州下引《海防考》云：“自登州之大嵩卫至府境鳌山、灵山卫，及青州府境之安东卫，尽南面滨海之险，皆即墨营控御处也。其滨海要冲，则有雄崖、胶州、大山、浮山、夏河、石臼等所，乳山、行村、栲栳岛、古镇、逢猛、南龙湾、信阳、夹仓诸巡司……”。在即墨县下记曰：“东及南际海，东北自莱阳入，为周甿口。其内鳌山废卫。迤东南，栲栳岛。巡司二。”

清同治《即墨县志》多处记有栲栳岛，《卷之一·方域志·岛屿》记曰：栲栳岛在县东北百二十里。《卷之二·建置志·衙署》云：巡检署四，一在鳌山卫，一在栲栳岛，一在雄崖所，一在浮山所。雄崖、浮山二缺移驻外县后，栲栳岛巡检移雄崖所，栲栳、浮山二署并废。《卷之四·武备志·墩堡》记曰：栲栳岛司墩三，栲栳岛、丈三山、金钱山。《卷之四·武备志·海口》记曰：栲栳岛口，县东北百里。《卷之十一·大事志·改革》云：明洪武四年（1371），设栲栳岛司巡检。

这个栲栳岛在明代设有巡检司，属鳌山卫，是防卫要地。虽然距离胶州湾不远，但时属莱州府，不属登州府，不仅与当年的威海卫没有关系，与今境内也没有关系。

关于宁海州的栲栳岛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之三十六》，在登州府宁海州下记曰：海，州东北五十里。有莒岛海口，北通辽海，南达江淮，海艘往来必经之道也。又海中有崆峒岛。其相近者，又有栲栳岛、浮山岛、相连岛、东清岛、西清岛及竹岛、莒岛、鹿岛、黄岛之属，皆环列州北，恃为捍蔽。

清光绪七年《登州府志卷之三·山川》在宁海州下，记有栲栳岛、莒岛、栊子岛、车厢岛、崆峒岛、浮山岛等岛屿，在栲栳岛下记曰：“在州北十里，内无居民”。

《清史稿卷六十一·志三十六·地理八》在宁海州下记曰：顺治十六年省宁海卫入之……迤东为龙门港口，辛安、七里河入。其外栲栳岛。又东，戏山口，沁水河入，至小河口，龙泉河入，至文登界。

清代的齐召南（1703—1768）所著的《水道提纲》，也记有栲栳岛，曰：又东北地悬于海中曰之罘岛。又东南经奇山所东北，又东南经宁海州城北“有小水，口外岛屿无数。可名者曰栲栳岛，曰大小崆峒、养马及莒四岛，栊子岛，皆在芝罘岛东，正对州北之龙门港口，若断若连”。

明嘉靖《宁海州志·地理》云：“栲栳岛在州北一十里。”牟平教师杨墨作焦志疏考，对此的考证为：此岛以形似而得名。原在沁水河口海中，后以泥沙淤积，渐与陆地相连。但每逢山洪暴发或海潮泛滥时，仍然成为一岛。故《焦志》中称为栲栳岛，《同治志》中称为营岛，《民国志》地图中则称之为牵牛岛。后因不再上水，已正式成为陆连岛，才改称陆岛，已被看成是东系山村东北海滨的一座小山了。

这个栲栳岛时属宁海卫，同属登州府，现在已与陆地连为一体，成为陆地的一部分。嘉靖三十四年，倭船抵威海栲栳岛洋的栲栳岛，应该即此，只是传抄者误将宁海卫当作威海卫了。

今褚岛附近海面不宜避风锚泊  对于这场战事的各个记述，多的50余字，少的30余字，基本内容有三个：一是倭寇“自胶州抵威海栲栳岛洋”，倭寇由胶州湾来到威海栲栳岛海面；二是“为风所阻，泊岸依山嘴，官军不能前”，为躲避风浪，倭船依海岸山嘴锚泊，官军不能前来捕获到他们；三是“数日持刀出，官军获之”，几天以后，倭寇持刀出来，被官军捕获。内容记述挺简略，倭寇的数量、倭船的大小与数量，皆没有明确记述。

关于第一方面的内容，有一个不好理解的问题，即倭船由胶州湾到威海卫，漂泊了多半个胶东半岛沿岸，从半岛的西南部到了东北部，其间有许多适宜泊船之处却不锚泊，这段水路是否太长？这个过程的出现有些偶然。但这个背景可以说明倭船能够维持这么长的海上航程，应该是一条大船，能够贮藏必要的食物和水。

在第二方面的内容中，只讲“为风所阻，泊岸依山嘴，官军不能前”，不讲为什么“官军不能前”，没有将官军不能前的具体原因交代清楚，不能不使人产生一些疑问。为了澄清这个疑问，姑且将褚岛视为栲栳岛，并对其周围的葡萄滩、靖子头、远遥嘴、黄泥头嘴等地形地物，作简要介绍。

褚岛位于葡萄滩湾口偏西处，呈东南至西北走向，长0.82公里，最宽处0.56公里，岛岸线长0.54公里，面积0.17平方公里，海拔68.5米，20米等深线距岸很近。除岛的西南侧外，周围礁石很多，多为侵蚀海岸，多峭壁，不易傍岸，不易攀登。遇到风浪时，不宜傍岛或在周围海面锚泊。褚岛南部海湾名葡萄滩，湾口向北，宽约5公里。水域面积约6平方公里，近似半圆形。湾内水深大部在10—20米之间，最大水深达40米。沿岸自东向西有靖子头、黄泥头嘴、远遥嘴三个岬角，岬角间，有三处沙滩，分别在里窑村北、外窑村北和远遥村北，可供船只锚泊，是渔船锚地。靖子头位于葡萄滩东北岸，西北与褚岛相对，向西北延伸入海，最高点海拔87.5米。基岩海岸，侵蚀海岸特征明显，20米等深线紧靠岸边。附近潮流流速较快，不宜船只靠岸或锚泊。黄泥头嘴，亦名黄埠头。在葡萄滩湾南岸，西北向入海，长约0.5公里，最高点海拔40米。基岩海岸，较为陡峭，也不宜船只靠岸或锚泊，20世纪80年代曾在此修筑渔船码头，不久即被风浪摧毁。远遥嘴位于葡萄滩湾口西侧，呈不规则尖角形，向西北延伸入海，东北与褚岛相对，最高点海拔58米。基岩海岸，海蚀崖嶙峋高峻，岸外水深在20米上下，不宜船只靠岸或锚泊。

在褚岛附近海面躲避风浪，一般有三个选择：或是登陆褚岛，或是在葡萄滩中抛锚，或是靠岸锚泊。在这三个选择中，要产生“官军不能前”的效果，只有在褚岛登陆或在葡萄滩海中抛锚，才能因风浪的阻拦造成官军船只不能前的结果。但是，风浪时，褚岛沿岸的风浪与基岩相激、相撞，很容易毁坏船只，焉能傍岛锚泊或登岛？在葡萄滩海面上，由于风浪的冲撞，也不宜船只锚泊。何况登陆褚岛或海上锚泊，与记述中的“泊岸依山嘴”相悖。在沿岸岬角或沙滩靠岸锚泊，是躲避风浪时的正确选择，但不可能造成官军不能前的结果，因为毕竟是船只泊岸了，官军循海岸即可抵达。

因此，笔者认为，褚岛周围的地理环境与发生这场战事必备的地理条件不符，或者说这场战事不是发生在褚岛附近，所以褚岛不是栲栳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