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强行租占

历史背景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加速了帝国主义侵华的进程。西方列强在加强对华经济侵略的同时，加紧侵占中国沿海重要港口，在华展开了抢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激烈竞争。这一时期，列强瓜分中国的矛头首指华北。1898年德国在沙俄的支持下租占胶州湾，而沙俄随即以抵制德国为借口租占旅顺大连。同年，法国在华南强租广州湾（现湛江港）。英国是最早侵华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华拥有的政治经济权益最多。在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中，英国为维护其在华的政治、经济垄断地位，修改其对华的既有政策，决定租占威海卫和香港新界，以便北与沙俄对峙，南与德法抗衡。1898年3月7日，英国外交大臣巴尔福即要求其驻华公使想尽一切办法取得租借威海卫的优先权。3月25日，英国政府正式训令其驻华公使窦纳乐不惜一切手段租占威海卫。由于山东已被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而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威海卫又由日本占领，以监督清政府偿付战争赔款。因此，英国在决定租占威海卫的同时，积极设法收买德、日两国。对德国，于3月26日表示租占威海卫乃出于无奈，决不侵犯德国利益。此后又于4月20日正式声明不修筑威海卫至山东内地各处的铁路，以此承认山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因而得到了德对其侵略计划的默认。日本则由于在东北的争夺上与沙俄存在激烈的矛盾，因而也希望借助英国的势力牵制沙俄，当英国探询其态度时立即表示同意。在分赃的基础上与德、日两国达成谅解后，英国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其侵威计划。

强行占领　在与德日等国加紧勾结的同时，英国于1898年3月15日从香港调遣军舰10余艘前往烟台，图谋在日军撤离后抢先占领威海卫，以武力为后盾逼迫清政府就范，以达到其租借目的。5月7日，清政府对日赔款在伦敦全部付清。5月9日，驻威日军主力开始撤出威海卫。5月21日，清政府派员接收威海卫和刘公岛。英国则于5月19日和22日委派接收大员率“水仙花”号和“敏捷”号战舰侵入威海卫，并在日军的协助下占领日军退出的营房、炮台、基地及所租用的土地。5月23日，中日交接事宜完毕，日8军撤出威海卫和刘公岛。5月24日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英军选择该日在黄岛举行了占领仪式。当天下午1时30分，“水仙花”号指挥官耐皮尔率领海军陆战队士兵登上刘公岛并进占黄岛。英方接收专员金霍尔和驻芝罘港领事霍普金斯在英国驻华公使馆武官布朗、敏捷号舰长史密斯。多伦的陪同下来到设于黄岛炮台下的仪式现场。清政府委派的办理威海卫事宜委员山东侯补道严道洪、管带复济兵船前游击林颖启也随同前往。金霍尔宣读占领宣言后，英国国旗开始冉冉升起，当旗帜飘扬到桅顶时，乐队奏起了英国国歌，英军举枪致敬。随后，仪式在一片“女王万岁”的狂呼中收场。至此，英军完成了对威海卫和刘公岛的军事占领。

逼签租约　3月28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正式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威海卫的要求，声称：俄以旅顺为军港，则对中国异常危险，惟以威海卫租与英国，足以制俄之跋扈。但清政府以威海卫尚在日军占领之下为由予以拒绝。窦纳乐随即于3月31日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谍：如果得不到确切消息，事情将交由英驻华海军司令办理。清政府被迫于4月3日同意其租借要求，并于4月20日委派庆亲王奕匡、刑部尚书廖寿恒与英使举行谈判。1898年7月1日，中英《租威海卫专条》在北京签字。中方签字代表是奕匡、廖寿恒，英方签字代表是窦纳乐。《专条》规定：将威海卫及附近海面租与英国，租期与俄占旅顺大连之期相同，英国有权在沿海一带筑炮台、驻军队等。中国所保留的权利是：军队仍可进入；威海卫城由中国管理，原驻城内的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中国兵舰仍可使用威海水面。此后，中英双方派员于1900年4月25日至同年5月17日将东起大岚头村东北海滨、西至马山嘴、南至草庙子以里除威海卫城以外的738。15平方公里的区域划为租借区，当时区内人口约为12万。由此，英国在华北夺得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而清政府的防御能力则遭到进一步削弱。

（二）武装抗英

侵略者的坚船利炮能够使昏庸腐朽的清政府为之屈服，但是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威海人民是不可辱的。在英租威海卫的三十二年里，面对侵略者的武力进犯和殖民统治，富有保家卫国传统的威海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抗争。

抗英集会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内地蓬勃兴起。威海姜南庄村秀才崔寿山深受鼓舞。为抗英卫国，他联络同村谷辉庭、莱海村董绍亮、于家夼村丛志范等人，招募训练团民并筹集资金购买军火，组织秘密武装，准备发动武装抗英运动。1900年3月26日，崔寿山组织群众四、五千人在张村慈圣寺举行抗英集会。殖民政府得知消息后，立即派英军上校鲍尔率军赶到现场进行镇压，强令群众缴械解散。但与会群众并未被武力威胁所吓倒，双方相持达1个小时。英军立即当场审讯崔寿山、谷辉庭。崔寿山临危不惧，拍案而起，历数英国侵华的累累恶行，直言组织团民武装即为驱逐英人出境。鲍尔恼羞成怒，下令将二人押往威海卫。会场顿时群情激愤、剑拔弩张。为保护群众，崔寿山挺身而出，和张雨、董绍亮二人被英军关押到刘公岛监狱。在狱中，面对英国殖民当局高官厚禄的收买，他绝食抗议，坚贞不屈。与此同时，狱外群众掀起了大规模的援救活动，英军惧怕引起更大的反抗斗争，一个月后将其释放。筹建团民武装和慈圣寺集会以英雄的气概和不屈的斗志，表明了威海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吹响了威海人民武装抗英的第一声号角。此后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反勘界斗争。

道头袭敌　1900年4月25日，中英双方勘界专员在英军武装护卫下自西向东勘划界址，埋设界牌。4月28日，英军埋完25块界碑之后，中方勘界官员李希杰、严道洪、林颖启来到界外的东道头村驻扎，英军则在离道头三英里的太薄山脚下安营。当天晚上，600多名群众围困东道头村中方官员驻地，声讨李希杰等人的卖国行为，阻止其外出划界。与此同时，近千名群众将英军营地围得水泻不通，高呼口号，抗议英国的侵略行为，要求英国人撤出威海卫。英军当即逮捕了6名群众，此举不仅没能达到驱散群众的目的，反而使聚众人员越来越多，第二天便达到2000多人。英军被迫将逮捕的6名群众释放，但聚众的人群仍不肯散去，勘界无法进行。英军随即从威海卫调集大批援军解围。5月4日，英军首领鲍尔、帕恩罗斯在英军的护卫下进行单方面的强行勘界，在太薄山营地留下以华特索尼中尉为首的30余名士兵驻守，准备为被困的中方官员解困。5月6日拂晓，华特索尼军营遭到了由西武林村于冠敬、马景山、孙家滩村孙义清、草庙子村杨希亭和徐家疃村于渐海等人组织的2000多名群众的武装袭击。激战中，武装群众的土枪土炮一齐向英666665军营地开火，以华特索尼中尉为首的30余名英兵到处躲藏，四处开枪，有10名群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垛山激战　5月4日傍晚，东去勘界的英军来到垛山脚下的临泉河套扎营。江家口村武秀才刘荆山、圈于家村于仁山和南虎口村徐仁山等人得知消息后，立即于5月5日以鸡毛信联系周围群众前往碑口庙汇合。随后便带领村民1500多人直奔英军营地。下午2时30分，当群众赶到离英军营地1/4英里远的地方时，与15名勘界归来的英军相遇。刘荆山随即指挥群众用石块、锄头、铁锨等猛击英军。英军少校帕恩罗斯当场被打成重伤，4名士兵也被打倒在地，激战中刘荆山等19人壮烈牺牲。围击群众遭到英军增援部队的镇压。

在威海人民与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时，清政府却超然局外，袖手旁观。5月9日，山东巡抚袁世凯从烟台调集400名清兵前往威海卫解救李希杰等人，而对群众派兵打击英军的要求置之不理。随后，又在威海各重要关卡散发布告，对群众的抗英义举严加训斥，强令百姓“查照条约、自保身家”。英军则对群众的武装反抗胆战心惊，勘界被迫中止数日，直到5月15日才重新开始。对威海人民反勘界斗争，殖民当局始终怀疑是由威海卫城里的中国当局鼓动起来的。因此，当消息传到香港后，港英当局即以此为借口要求将九龙城附属于香港，理由是城里中国官员的存在与香港的防卫不协调。

威海人民的武装抗英斗争是威海近代史上光辉的一页。尽管由于武器装备差，缺乏作战经验，这场斗争最终未能取得成功。但抗英斗士们前仆后继的献身精神和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他们的英雄业绩还在当地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成为鼓舞后人奋发向上、建设家园、振兴中华的一面光辉旗帜。

（三）政制模式

1898年英国设立了威海卫临时行政署，隶属英国海军部。1899年转归英国陆军部管理。自1901年1月1日起，正式由英国殖民部主管。同年，英国枢密院颁布《一九零一年威海卫法令》，殖民部颁布《威海卫地方政府组织法》，由此效仿香港直辖殖民地统治模式，在威海卫建立起一套高度集权、控制严密的殖民统治体系。

行政机构　1901年英国设立了威海行政公署，做为租借地最高管理机构。1906年殖民政府又将租借地划分为南北两大行政区，分设长官公署管理。至此，形成了行政公署—南北区行政公署—小区—村的完整的殖民统治体系。行政长官是殖民政府最高首脑，在整个殖民统治制度中居于核心地位，由英国国王直接任命，地位等同于英属各殖民地总督。行政长官作为最高首脑，除享有行政权外，还享有一定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因此，其实际权力远大于英属各殖民地总督。其中，行政长官在威海卫颁布法令要得到英国国王的承认和允许，由国王根据殖民部的意见作出是否承认的决定。从1898年的道华德到1930年的庄士敦，先后有7任行政长官在威海任职。其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是骆克哈特。该人生于苏格兰，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1883年担任港英政府鸦片税收督办，1895年升任辅政司，在港地位仅次于香港总督。在任期间，曾极力鼓吹扩大香港新界范围并作为英方定界委员参与新界陆界定界谈判，签订《香港英新租界合同》。随后，又率军镇压新界人民抗英斗争并武力接管新界。做为英国殖民部派驻威海卫的首任行政长官，骆克哈特在威任职19年，是英租威海卫时期殖民制度和统治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其次是庄士敦，在威任职16年，任行政长官3年，其间曾担任过末代皇帝溥仪的英语老师。做为最后一任行政长官，他主持过中英收交威海卫仪式。行政长官的主要属僚有正、副华务司和医官长等。正华务司多由驻华外交官担任，兼任政府秘书和北区行政长官，主管财政、民政、文案、狱政并审理民事案件；副华务司主要从香港和新加坡警务人员中选调，兼任高等公堂书记，主管税收、警务并审理刑事案件；医官长设有正、副两名，主管全区公共卫生、官办医院及船舶检疫。1928年殖民政府又专设收税司，掌管征收捐税。次年设工程师，负责公共建筑。在殖民政府人员组成上，高级职位全部由英国人担任，雇员则多采用中国人。因此，权力牢牢控制在英人手中，中国人则始终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

村董制　为对租占区广大农村进行有效统治，殖民当局特别重视与地方势力的结合，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其主要手段就是全面推行村董制，实施以华治华。最初，威海农村政权组织只有村一级。殖民当局鉴于在威立足未稳，通过登记原村董或族长姓名，承认他们在农村中的权力和地位，对农村宗族势力和封建地主势力极力拉拢。到1906年，当统治基本稳定之后，殖民政府即开始实施新的村董制。将全区360个村划为26个小区，并将26个小区分成南北两个行政区。北区辖9个小区，外加刘公岛、爱德华港；南区辖17个小区，区长官公署设在温泉汤。各小区设总董一名，从而在原来村之上增设小区一级政权、在村董之上增设总董一职，并颁布了整套村董的产生、职权和待遇的管理章程。根据有关规定，村董和总董均要由选举产生，由殖民政府批准后发放任命证书。村董和总董主要负责传达政令、征收捐税、发放契纸、书状和维持治安等。事实上，增设总董一职，原来主要由村董担负的农村管理职权大部分转移给了总董，形成了总董与村董之间的分权，因而更加便于殖民政府对农村的控制。总董每月可从殖民政府得到5美元津贴及小部分销售契纸和征税的收入。自1923年开始，每年举行两次宴会宴请总董。殖民政府每季度召开一次总董大会，以传达政令、搜集基层情报。此外，殖民政府还通过发放奖牌、奖章等方式对村董和总董们进行拉拢引诱。作为殖民当局在农村的代理人，村董和总董虽为选举产生，但由于担任该职须“有十亩以上土地并受过良好教育”，实际上主要由豪强地主士绅担任。根据村董选举章程的规定，如不忠实维护英国利益，殖民当局也可随时取消他们的职位。如1907年，26名总董中就有7名被解职。村董制是英国在威海卫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构成殖民统治的重要支柱和基础，也是殖民势力同封建宗族势力相结合的产物。殖民政府以此使威海卫原有的封建统治形式得到巩固和加强，使封建地主和封建宗族势力成为其殖民统治的忠实维护者。

司警机构　在加强行政机构建设的同时，殖民当局又通过加强警政、司法等手段维护其统治。司法方面，根据《一九零一年威海卫法令》，殖民政府设立了记录庭性质的威海卫高等公堂，1906年南、北两区分别设立了民事法庭（又称民事衙门）和刑事法庭（又称刑事衙门）。不服两处法庭判决的案件，可以上诉到威海卫高等公堂。由于该公堂没有专职高等法官，因此案件全部委托行政长官审理。重大案件，则专由上海英租界高等法院派高等法官来威审理。特赦权和减刑权由行政长官行使，死刑审判必须由行政长官最后批准。威海卫租占区适用的法律主要由香港法律变通而来，也适用英国法律及殖民政府颁布的法令。此外，对中国人之间的民事诉讼，只要不违背英国法律原则，也可适用中国法律或风俗习惯。诉讼程序上采取村董负责制，即民事诉讼，由起诉人从总董处领取殖民政府制发的诉讼状，填好后由村董盖章，交正华务司审理；刑事及治安案件，则由村董将人犯直接扭送到巡捕房，较交副华务司审理。威海卫高等公堂的上诉法院为香港最高法院，但由于租借地内很少有人付得起去香港上诉的费用，而且也很少有人知道败诉后还可以上诉，所以直到1910年，没有出现过一起上诉案件。警务方面，殖民政府将全区分为码头区、刘公岛区和乡区三个警区，由副华务司统率。每区设英国巡查一人，1929年三区共有华人巡捕近200人，此外还有水上和司法巡捕20多人。码头区设有总巡捕房，在交通要道、重要村镇及边境地带，还设有分卡（即巡捕房）15个。驻守各卡子的巡捕定期调换，一般每年四月份互调一次。此外，也时常与香港等地警员互调。殖民当局还在巡捕当中挑选部分人担任“视查”，即特务或称密探。狱政方面，殖民当局在码头区东仓村（现纪念路陆军宿舍处）设立看守所一处，百姓通称黑屋子，共有7间牢房，可容纳三、四十人，主要关押判处两个月以下拘役的犯人。刘公岛上设有监狱一处，可容纳90多人，分男监18间，女监3间，设监狱官和男、女看守长各一人，主要关押叛处两个月以上拘役的犯人。罪刑较重的则要押往香港监狱受刑。

（四）军事管制

驻军情况　英国租占威海卫的最初目的是把威海卫建成其海军在远东地区的永久性基地。1898年英国驻华海军司令、海军中将西摩尔（曾任八国联军司令）和皇家工兵部队上校刘易斯相继来威进行军事勘察，并向英国政府提交了威海卫防御设施建设规划。在其计划当中，刘公岛海军基地的建设是重中之重，所有防御设施和军用储备库都建在刘公岛，舰队停泊地点也全部安排在刘公岛海面，并以能够抵挡来自海上和陆地上的任何进攻为目标进行火力和兵力配备。其中岛上军营计划容纳1个步兵营、1个炮兵连和1个机械师以及重机枪部队。随后，英军在接收日军在金线顶、竹岛、王家庄、寨子及威海卫城左右原清军的营房、马场、医院及南北帮、刘公岛各炮台等军事设施的基础上，又在岛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炮台、兵营、码头、战壕、掩体等军事防御设施建设。驻华英军则受命在香港集结准备调驻刘公岛。但是，由于20世纪初德国海军的崛起和俄法联盟的形成威胁到英国的海上霸权，英国海军发展重点随之迅速转移到造舰业。因此，英国于1902年修改了其原有计划，将威海卫划为英国海军军事训练基地，并加强了各种训练设施建设。为把刘公岛建成英军专属军事控制区，殖民当局将岛上百姓4811亩土地和所有房屋全部征用，并发布禁止华人入岛条例，严禁中国人随意上岛。此后，英国常年在威海卫派驻军队。海军方面，每年常驻军舰3艘，夏天则增至二、三十艘，刘公岛上则常驻海军陆战队四、五十人。陆军方面，每年夏天派驻1个团，约一千四、五百人，冬季驻守一个营，约一百七、八十人。威海卫被辟为英军训练基地后，英国远东舰队每年都要来威举行大规模的实弹军事演习。至今，英国舰队来威演习时失事的潜艇仍然躺在威海海底。

中国军团　由于殖民地面积广阔而本国兵源不足，所以组建殖民军是英国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和对外侵略的主要手段。英国占领威海卫后，即计划将其建成在华组建殖民军的大本营，一方面用于威海卫租借地的防卫，另一方面为英国对华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军事侵略提供兵源。由于此举违反租约规定，遭到清政府的反对。英方虽迫于外交压力而表示仅在威海卫招募并仅用于本地防卫，但仍然于1899年开始，从香港选调军官并从山东内地和天津招募流民组建殖民军。该殖民军属雇佣军性质，称中国军团，又叫华勇营，驻守北大营、南、北竹岛和寨子等处，起初有600多人，1902年高峰时期曾达到1300多人。该军团各级军官全由驻华英国军官担任，主要采取英国治军方式加以训练。由于军纪涣散，逃跑率特别高，到1903年就有800多名士兵开小差。1906年中国军团被迫解散，部分士兵被编入租借地内巡捕房充当巡捕。中国军团存续期间一直是英国维护其早期在威海卫殖民统治的重要支柱力量。1900年，中英勘划威海卫界址时，该军团曾作为主力充当了镇压威海人民抗英斗争的刽子手。同年9月份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威海卫行政长官道华德被提升为陆军准将指挥在华北地区登陆的英军，该军团被作为主力编入八国联军中英军序列，前往天津镇压义和团。

（五）宗教传播

在英国租占威海卫的过程中，外国教会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早在1898年英国决定租占威海卫时，英国教会就曾积极支持。1898年后曾遭到威海人民反洋教斗争沉重打击的外国教会卷土重来，势力迅速膨胀。

1898年后，外国教会在殖民政府支持下，纷纷占地建教堂，在威海形成了以鲸园为中心的教堂区，并将势力扩展到文登、荣成、牟平等地。基督教会先后在商埠区、刘公岛、观里村、盐滩村等地建教堂、传道所4处，并设有教会印书局，每年出版福音年历，承印殖民政府印刷品，同时向当地居民散发布道传单以及其他宗教读物。天主教会在租借地内外建天主教堂、礼拜堂、圣母院等17处，并在内部附设接生院、方济医院、养老院、幼稚院、绣花厂、园艺园等机构。为培养本地传教士和为殖民统治服务的知识分子，教会还在殖民政府的支持下开设学校6处。在教会学校里，传教士们积极向学生灌输宗教思想和西方价值观，学生一般被要求信仰宗教。同时，外国传教士还四处活动，传经布道，发展教徒，把宗教教规散布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威海教徒最多时曾达到4000多人。当国内反洋教浪潮持续高涨时，威海的中国教徒竟然联名上书殖民政府要求将中国寺庙改建为教堂，所受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六）公共事业

教育事业　英租威海时期的学校主要是由中国人和教会开办的。其中威海民众开办的学校占该时期学校总数的70%多。据档案记载，1930年威海2656名在读生中，华人教育机构的学生有2033人，占77%以上。因此，这一时期为威海人民提供教育机会最多的是威海人民创办的华人学校。而由殖民政府投资开设的学校仅有一处皇仁小学。最早成立的华人学校是威海反缠足运动组织天足会于1909年创办的淑德女校。该校初期招收妇女20名，教授国文、缝纫和家政知识。此后，刘公岛和陆地租占区又相继建起了15所学校。农村学生就学主要依靠私塾，到1905年全区私塾发展到287处，有塾生3276名。为扫除成年人文盲，1923年威海开明绅商又组成平民教育会，开设穷人夜校，到1924年就发展到26处。在威海民众创办的学校中，较为突出的是威海中学。1926年毕业于南开高中的孙启昌、戚道纯等人，为提高威海教育水平，四处筹资创办了威海首家中学——齐东中学。后在商会支持下，投资15980元，于1929年8月14日扩建为威海中学。该校教师主要由大学毕业生担任，教学内容新颖、方法先进。设施也比较完备，成为威海当时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进步思想的重要基地。这一时期，华人学校虽然属威海教育主体，但其投资主要靠民间捐助。殖民政府直到1928年才把教育支出列入财政预算。当年支出为3000元，第二年达到11000元，主要投入到教会学校中。但为控制华人学校，殖民政府也用少量经费对其进行补贴。办学经费的严重短缺极大地阻碍了威海教育事业的发展。1921年，全区识字率仅为9%，妇女则仅有227人识字，约占万分之十四。即便到1930年，全区识字率也不过10%。

体育活动　英国租占威海卫后，随着来威外国人的增多，一些产生于外国的体育运动项目逐渐兴起，并带动了其他体育活动的开展。到20世纪初，足球、网球、高尔夫球等体育活动在威海已经开始流行。足球普及面较宽。殖民当局先后在刘公岛设足球场4个，1910年又在东门外大操场上设立足球场1处。安立甘堂学校等教会学校和皇仁小学及威海中学都有足球队组织，经常与英国水兵和外籍人士举行比赛。当时，威海足球队就已经闻名于烟台、青岛、济南等地。国内较为罕见的高尔夫球在威海也风行一时。全区共建有高尔夫球场4处。1901年殖民政府在刘公岛上设立一处占地面积216100平方米的专用球场。1914年又在东门外大操场上种植草坪，设立高尔夫球场，该场占地几百亩，并配有休息室等配套设施，由英国人组织的高尔夫球俱乐部管理。另外两处位于西、南两乡。网球活动，场所更多，仅刘公岛就有网球场6个。凡是英国人办公处和住所旁几乎都建有网球场供外国人使用，有时也对青年学生开放。体育竞赛活动也较多，学校、乡村每年都要开一两次运动会。1929年6月9日区内又举行了第一届全区运动会。群众性体育活动项目以武术、游泳、登山、象棋等为主，开展得也比较活跃。为普及体育活动，1907年张福来、李华锷等人还专门组织体育会，在北大营原中国军团训练场西段开辟体育操场，组织开展体操运动。

传统文化　当时的文艺设施仅有戏楼、茶社，剧场很少。1918年阮长升在迪华街（今延安街）路南兴建的同乐戏院（建国后改为大众剧场，1982年拆除）是威海最早的营业性新式剧场。1921年以后，威海相继出现两家无声电影院。民间文艺活动主要是戏剧和杂耍。戏剧演出多在露天戏台或戏楼进行，当时的寺庙都建有戏楼或戏台。杂耍项目主要有耍狮子、踩高跷、扭秧歌、跑旱船、舞龙、跑驴等，多在节日或赶庙会时表演。过春节时，较大的村落还要组织闹新春的“光景会”逐日轮流到各寺庙、祠堂和市区演出。为压制舆论，殖民政府对报刊业严加限制。1923年威海创办了第一家报纸，但没过多久就被当局查封。1927年12月孙汉川等人创办了《威海午报》，殖民政府又以不允许登载抨击殖民统治的文章对其进行牵制。1930年由于英国在威海的统治行将结束，对文化事业的管制有所放松，当年1月许震江创办了《威海日报》。该报在宣传民族主义、抨击劣绅卖国言行等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当时，威海商人还开设4家书局，经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出版的各种书刊。早期的图书业也开始出现。据1907年9月25日《东方杂志》第9期记载；威海卫商界松江沈某、江宁朱某、登州柳某创设阅报社一所，名为“威海阅报社”，以天后宫为社址，并在每星期日开会演说，以通风气。

医疗卫生　殖民政府先后在威海设立医院4处。其中设施最完善、医护人员最齐全的是位于刘公岛上的海军医院，但只为英军和外侨服务，拒收华人。1902年当局在码头区和刘公岛设立医院两处。1926年又在温泉汤设立了一处医院，这三处医院均对华人开放，总床位72张，全区人均床位占有率约为万分之四。其中，码头区的称做“大英民医院”，设备较为先进，可容纳病人五、六十人。其余两处属分院性质，规模小，设备也比较落后。除医院外，公共卫生所几乎没有。但每两星期举行公开诊治一次。针对区内流行病症，则由医官长率人每星期赴各地施诊。每年还要前往乡村产妇家施行接生。到春季医官长还要分赴各地施种牛痘以防天花。为防治传染病，由医官长定期对公共建筑物进行检查，并在公共场所修建公厕。此外还制做一些卫生宣传册发放到学校或农村。在殖民当局修建的医院里，中外病人是有别的。如大英民医院，英国人病房设备完善，而中国人的病房则相当简陋。普通病房里仅设三、四座土炕。病人住院一切用具都要自备，烧炕煮饭均在屋内进行。由于医护人员少、素质不一，误诊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其设立的医院，名义上对中外病人一视同仁，实际上主要为在威海的英国人和外侨服务。

交通运输　英租威海卫时期威海交通运输条件比较落后。在三十二年的时间里，殖民当局修马路80。465公里，年均不足3公里。交通投资主要来源于民间集资。当时租占区内有干路8条，长约139。4华里，其他较短路段14条。由于陆路交通条件极差，当时对外运输主要靠海运。租占区内先后建有5处码头。刘公岛有两处，一处是原有的铁码头，专供英国海军使用。另一处是1902年由英商修建的康来码头，仅能停靠小渡轮或舢舨。岛外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建于1918年的德胜码头，是当时装卸量最大的码头。另一处是东码头，也只能停靠小渡轮或舢舨。对外开辟主要航线8条，通往天津、上海、香港、青岛、烟台、大连、仁川、安东等地。码头年均货运净吨数为59万多吨，每月轮船进港约100艘，平均每天有3艘以上。当时威海的交通工具，海上以帆船和舢舨为主。陆路运输方式主要是肩挑、驴驮、马拉、运输工具以人力车、二把手车和驮（shan）子车、大车为主。其中马驮（shan）子主要是由富有人家使用。二把手车主要在农村使用，城区客运工具以人力车为主。1911年从大连引进四轮马车，后期逐渐取代了人力车。1930年全区有铁轮大车3000多辆。由于路况差、通车里程短，载重汽车严禁通行。直到1927年，租借地内才出现了汽车。

邮政电讯　英租威海卫期间，卫城里设有中国电报局和邮局。英国大东电报公司在陆地和刘公岛均设分公司，经营电报业务；香港邮局则在两地建有分局，经营邮政业务。当时，送信基本靠邮差肩挑。主要使用香港发行的邮票。发往国外的信件、包裹由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承办。根据殖民政府与该公司的输送邮件合同规定，每年3月15日至11月15日8个月中，太古公司轮船至少每星期须从上海至威海之间往返一次，其余4个月船期不定。殖民政府每年付太古公司报酬4000大洋。送往欧洲的邮件1903年前基本通过苏伊士运河转送，当时，经此线路从伦敦发往威海的信件约需40天才能到达。1903年西伯利亚邮件投递路开通后，时间缩短到16—20天。当时威海的电报最远只能发到烟台。1907年殖民当局为加强警政，设立了非营业性质的警察专用电话。设备仅有百门交换机一架。到1930年，共装机90余门，内设免费机33处，实际收费的仅有58户。长途电话仅通往刘公岛、田村、鹿道口、柳林、温泉、南竹岛、长峰等7处。

（七）工商经济

英国租占威海卫主要出于军事上的目的，因此既未规定明确的租借期限，又于1898年向德国作出不在威海卫修筑铁路的承诺，表明将不在威海从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此期间，正是英国资本大举向海外输出时期，但对威海的输出微乎其微，屈指可数的几处外国商号也多以经营贸易为主，从事工业生产的几乎为零。不独如此，从1929年到1930年，殖民当局先后将总值361911元的财政储备基金全部转移到香港，致使后来的威海卫管理公署一成立就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一时期，由于威海民众的努力，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但由于外部面临着与青岛、烟台、牛庄（营口）激烈的经济竞争，内部旧有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在殖民当局的庇护下始终未加触动，致使威海民族经济发展速度和拓展领域受到严重制约。

外国洋行　在威海的外国洋行尽管数量不多，但地位特殊。为垄断威海经济命脉，殖民政府极力扶持发展外国洋行。如为垄断金融，曾专门下令使用英国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洋票做为交税货币，香港、上海、印度等地英资银行均在威海设立办事处。为控制交通，又凭借其手中港务和船政管理大权，使英商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垄断了威海港总货运量65。8%。对在威海卫开办的洋行，殖民当局更是赋予种种特权。如英商泰茂洋行就拥有产交易和开办企业等特权。所有官产如果有交易，必须先经泰茂洋行的威海卫土地建筑有限公司出官价；谁要开办实业，首先要出资从该行买出开办权。威海卫洋行投资工业的几乎为零，绝大多数利用威海自由港地位经营贸易，对威海丰富的农产品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在殖民当局的支持下，外国商人仅凭少量资本甚至白手起家就垄断了威海卫的经济命脉。如英商泰茂、康来、和记三家洋行和由英商出资、华人经营的富泰行和富威行等买办洋行，就垄断了租借地内金融业的100%和对外贸易的90%。1930年商埠区的1002亩私有土地也全部被外国洋行所占有。

采矿业　《租威海卫专条》并未赋予英方在威海开采矿产的权力。但英国占领威海卫后不久，即派人勘探矿藏。1903年殖民政府又无视中国主权，擅自颁布《一九零三年一号管理条例》，攫取了威海矿业管理权。为使其行为蒙上合法的外衣，该《条例》明文宣称其制定的依据是《租威海卫专条》第9款，但《专条》根本无此规定。事实上，所谓的第9款来自于1902年签订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的第9款，而该条款也没有任何赋予英国代为颁布矿业条例权的规定。1904年殖民当局又批准英商在金子岭（现范家埠）开矿采金，成立了威海卫金矿公司，注册资本60万美元。当时该矿年产矿砂1万吨，雇佣矿工400余人。1916年松裹里家一带发现铅苗矿后，又准备组织外商开采，后经当地绅商报请北洋政府干预，才被迫放弃开采计划。

民族工业　外来商人大多利用威海卫自由港地位从事商贸业，投资于工业加工企业的很少，而本地商人发展工业又缺乏资金，致使工业发展非常落后。投资少、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当时的民族工业主要集中在轻工业领域。此外，电力、化工、盐业等也有少量投资，但基本上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雇工上百人的企业很少。轻工业以绣花、织布、火柴、酿造、皮革、金银首饰加工等为主。城乡均设有很多皮革作坊和木材加工作坊。绣花业发展最快。早在清初，威海妇女就会用多种技法刺绣各种优美的装饰品。英国租占威海卫后，罗马天主教会修女在传教时组织农村妇女编织花边和绣花。从此，外来的花边工艺与威海传统刺绣技艺相结合，逐步形成独特风格。并发展成为一个专门行业。1912年天主教堂创办了一家绣花工厂，并在卫城内西北村开办一所绣花学堂，吸收十几岁的女孩编织花边，半天学绣花，半天听讲《圣经》。同年，丛淑汉创办义丰绣花工厂。至1930年全区绣花工厂发展到13家，有工人数百名，专制花边、发网和绣花，产品远销国外。威海绣花业品种的安排、原料的发放和成品的销售，主要由烟台的有关洋行负责。织布业也逐渐发展起来。1919年全区有制丝厂8家，拥有织布机180台，年产丝布7000多块。1928年朱喜儒在北门外创办永增织布工厂，雇工38人，拥有木织机20台，资本金1000元，是当时较大的织布工厂。农村则沿袭传统的家庭织布法，自产自用。1928年烟台昌兴火柴公司吕称黎等人与威海商人王德京（仁柳庄村人）合资3万元在北门外筹建了德威火柴工厂。1930年4月开工生产，厂房4300平方米，由日本购置设备、丹东购进火柴杆、上海购进药品，招工70余人生产“仙鹿”、“太极”牌火柴，年产3000余箱，产值12万元，逐渐发展成为胶东半岛居民生活用火的主要供应厂家，打破了洋火的一统天下。化学工业主要厂家是中威橡皮工厂，由孟昭乾等人创办于1929年6月，拥资4万元，雇工110人，各种机器设备25台，动力机50马力。生产所需原料主要来源于新加坡、上海和日本。产品主要有圆口雨鞋、运动鞋等，年产20多万双，行销胶东地区和东三省。酿造业在这一时期逐步由家庭作坊式生产发展到小工厂生产，先后出现十几家酱园，规模较大的有1918年董百阳创办的源兴东酱园，1923年孙心田创办的广海泉烧锅是当时规模较大的酿酒企业。盐业发展较快。1902年全区盐田面积不过180亩，后来发展到5600多亩，主要分布在鹿道口、前双岛、黄家皂、西涝台等沿海18处村庄，产品主要运销香港、韩国和日本。电力工业到20年代末期才出现两家小型电力公司。一家是位于卫城里的不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由戚筱田等人创办于1926年，拥有15马力柴油机和7千瓦发动机各一台，仅供卫城内部分住户照明。另一家是商埠区的光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1929年3月23日正式成立，1930年7月8日开始营业。公司位于纪念路85号，李翼之任董事长、孙心田任总经理，拥有股东84户，股金6万大洋。营业区域为威海商埠区，装机总容量310千瓦，输电线路75公里，主要供应住房照明，动力电仅供给光华、三星两处影院和一处轧花作坊。

民族商业　早在北洋海军成军时，威海的民族商业就开始逐步发展起来。英国租占威海卫后，由于海运是威海当时最主要的对外运输渠道，因此便于1901年开辟威海港为自由贸易港，进出口货物一律不收关税，外国和国内货物在中国其它地方缴纳的税费在威海可以被退还，以求通过发展商业增加收入。殖民当局专门在码头设立了码头费稽核所，1925年后改称验货局，负责进出口船舶管理，征收船捐、海坝捐及各种准单费。此后，除本地商人外，广东、青岛、烟台等许多地方的商人陆续来威海经商。商埠区商号最多时达700多家。1910年温泉汤集开设广仁德商号，崮山后集开设聚盛德。此后，农村集镇商号也逐渐增多。这些商号主要经营出口贸易，有的兼营海产品、渔轮业、烟酒杂货及旅店业，资金雄厚的商号还在香港、天津、大连等地开设分号。出口商品主要以花生米等农产品为主，经香港销往欧洲。当时，英国、美国、日本、德国、荷兰、意大利、挪威、瑞士等国商船经常来威装运货物。进口商品以面粉、棉纱、大米、煤油、纸烟等为主，主要经香港、天津、上海、大连等地输入。自由港政策刺激了威海海运的发展。如1902年，威海进出船只146艘，总吨位151809吨，1929年则达到1139艘、1307015吨。来威商船国别遍及欧、美、亚9个国家。殖民政府船钞收入也从1903年的1067元猛增到1929年的210558元，使航运税成为最大单项收入。集市是商品交易的重要场所，全区共设有11处，多分布在农村地区，较大的有崮山后、凤林、泊于家、北港西、草庙子、羊亭和桥头等。坞口一带还专设菜市、鱼市。农村每隔5天开市一次，城区则每周开市两次，本地居民间的商品交易主要靠固定和流动的摊商，许多平民百姓靠做小生意、小活计为生。街头巷尾，摆摊的，沿街叫卖的，形形色色，种数繁多。从事小手艺的人也很多，主要以与居民日常生活有关的一些活计为主，如修鞋、缝补衣服等。

旅游业　英国租占威海卫后，英国人经过多次调查认为威海卫的气候无与伦比，是世界上气候最好的地区，具备发展旅游业的一切有利条件。英国海军随即在威海及刘公岛建设各种生活娱乐设施，将威海变成英国海军在远东的重要疗养基地。1926～1928年，驻上海的英国陆军又在威海设立了专门的疗养营。除英国舰队外，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舰队也经常来威停泊，驻华外交官及外籍人士、客商也经常前来旅游观光，威海成为在华欧洲人心目中有名的度假胜地。为满足来威商人和游客需要的服务业也有所发展。威海商人孙琴轩、谷善益等50多人发起成立了威海俱乐部，以坞口860号为会址，组织旅游娱乐活动。民族商人还先后开设了东海饭店、威海宾馆、庆和楼、安乐园、新和居等饭店、旅馆30多家，但大多规模较小。当时规模最大的宾馆是由英商威海卫土地建筑有限公司承建的国王旅馆。后经M。韦农接管后，投入25万英镑用于扩建和设施更换。该旅馆有大卧房80间，除一个公共大餐厅外还有许多私人餐厅，并拥有当时一流饭店的所有设施。此外还设有台球房、网球场、冰室等设施，并配备游艇往来于东山与刘公岛之间。该旅馆成为英租威海卫时期达官贵人主要的聚众场所，刘公岛上除官方设施外，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经过特许，在岛上开设宾馆、酒店等设施为英军提供服务。旅游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旅游工艺品的生产，当时民族商人生产银制品、合金制品、帆船模型、锡镶产品等极受欢迎，并畅销海内外。尤其是带有浓郁民族特色、作工精良的锡镶茶壶、牛奶壶、粮罐、花瓶等产品更受外籍人的欢迎。照相业也有所发展。1918年上海兆芳照相馆在东码头设分馆、刘公岛设支馆，后来又有怡芳、大同两家照相馆开业。温泉浴也成为吸引外国人的一大旅游热点。日军占领威海期间，就利用威海丰富的温泉资源修建泉池。英租威海卫后，日本人又开始从日本进口材料按日本模式修建了许多温泉浴池，内部装饰豪华，专供欧洲人使用。据殖民政府的规定，中国人要进入浴池洗浴必须要经过行政长官的批准。

渔业生产　威海地处烟威渔场，水产资源比较丰富，渔业生产历史悠久。早期捕捞工具主要是舢舨。英租威海卫后期，渔民为从事远洋和深海捕捞，逐渐开始改造船只和网具，采用帆船捕捞。当时帆船分为两种，一种叫“高头”，系双桅帆船，载重可达10吨，主要用于远洋捕捞。一种叫“小鸡”，为单桅帆船，载重3吨。1926年金顺昌、文昌盛两家渔行从日本购进2只木壳柴油机渔轮，成为威海机动捕捞作业的开端。到1929年，全区登记在册的帆船229艘、外来帆船1139艘；机动渔船30艘。威海出产的鱼货除本地销售外，大多晒干、腌制或冰冻后销往烟台、上海、香港等地。从事收购、销售、加工海产品的渔行也随之增多。

工商组织　在威海卫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威海民族工商业者开始自发组织一些社会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商会组织。1906年商埠区工商业者成立了码头众商公会，1916年11月21日改组成威海卫商埠商会。办公地点设于天后宫，1928年10月24日迁往大操场外原英军马号处。同期，卫城里的工商业者也立了威海卫城里商会，成员遍布全区58个行业。商埠商会的成立，标志着威海民族工商业者已发展成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从档案记载看，商埠商会与殖民当局和外国洋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带有较为浓厚的买办色彩。但该会也曾积极振兴商业、发展经贸，维护本地工商业者的利益，对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也较热心，是英租威海卫时期威海教育、市政、慈善事业的主要投资者。其中，通过大连过境难民救济会救助迁往东北的山东难民、捐资修建成威海中学、胜德码头、庄士敦路以及牵头组织世界红十字会威海分会、开办免费临时戒烟所和1920年威海赈灾等活动在当时都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因此，该会在促进威海经贸和社会发展中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八）　招募华工

为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开发其庞大的殖民地，英国政府于1904年5月13日同清政府签订了《关于向英属殖民地和保护国输送华工的协议》。由于苦力贸易有利可图，殖民政府立即准备在威设局招工。但由于《协议》规定招工输送事宜只能在通商口岸办理，因而遭到清政府的反对。后经英国驻华公使馆反复施压，清政府被迫同意仿照香港旧例，以芝罘作为华工集中上船地点，以威海为出发地点。随后殖民政府在威海设立移民站，当年即有2000多名华工被运往南非德兰士瓦金矿做工，并有几百名华工被运往日本统治下的韩国做苦力。1907年殖民政府又把输出范围扩大到海参崴、苏门答腊等地。当时，充当招募华工的中介组织主要是威海卫洋行。华工出国主要采取契约工的形式，苦力要与雇主签订契约，为雇主服务一定的年限（合同期一般为三年）。由于国家的贫困软弱，华工们从事危险而有损健康的繁重工作却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处境极为悲惨。1904年的《瓦德每日新闻》曾对南非做工的华工作过如下报道：南非的德国犹太人矿主认为中国苦力并不比狗强多少，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象对待狗一样对待中国苦力；从为在南非的苦力争取到的报酬上可得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黑人每月得到75元工资，中国人每月只得15元或21元，一个中国苦力并不比黑人强多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协约国对华工的要求量急剧扩大，再次刺激了威海苦力贸易的发展。协约国早期在华招募的华工主要以威海为基地进行转运。1916年殖民政府在威海城区东北部的高丽口子设立招工局和华工待发所，内设出发处、巡捕房、卫生团等机构。威海卫城里也设有招工所，负责当地招工事宜。应招的华工经过报名登记、体格初检等手续正式定招后，再集中到华工待发所进行甄别检验。检验合格者，即到签名处订立合同。每人用中外文编一号码，用机器印到铜片上，写明姓名卷成圆圈套在手腕上，合同期满回国时才能取下。华工出发一般分批进行，每批约几千人。据资料介绍，1916～1918年，自威海转运的华工达54000多人。华工到达法国即被编为华工军团（也称华工队），经过短期军训后配属到英法联军作战部队从事构筑工事、输送物资、修路架桥等战勤事务，也有部分人从事农林生产。战争结束后，又从事清扫战场、修复交通、工厂矿山等工作。由于战地作业，劳动强度大，生活环境差，加上西方人的歧视侮辱，外出华工们历尽艰辛、备受磨难，遭受着种种非人的遭遇。许多华工由于染病负伤得不到及时医治而死亡，有的则在战火中直接丧命。

（九）社会陋习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变动之中。随着民族意识日益觉醒和科学民主思想的传播，长期束缚人民的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受到强烈冲击。但在威海卫，由于殖民当局以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为借口奉行维持现状政策，文化上又推行专制主义，极力压抑民智，禁锢人民的思想，致使各种社会陋习和丑恶现象根深蒂固，面貌依旧。正如西方观察家于1929年指出的那样：与正在来临的新中国相比，威海卫与正在消亡的旧中国则有更多相同之处。

男人蓄辫　男人蓄辫是清朝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的产物。1645年清顺治帝颁布剃发令，严令汉族男性剃发蓄辫、皈依满族人的习俗。到晚清时期，中国男人的辫子作为清朝国体的象征被西方人视为积贫软弱旧中国的代名词，成为他们诋毁、丑化中国人的靶子，被国人视为耻辱。1911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把剪辫作为革命与否的标志强令全国剪掉辫子，有不顺从者以违法论。1914年6月23日，北京政府内务部颁布《劝诫剪发规程六条》，再次严令剪发。而威海卫蓄辫恶习一直待续到30年代初。1930年租借地内50%以上的男性仍然蓄辫。直到1931年，在威海卫管理公署的强令禁止下才被剪掉。

女人缠足　缠足是男尊女卑的封建专制时代摧残女性最残酷的恶习，始于五代十国，流行于宋元时代。到清代，则发展成小脚狂。1930年以前，威海女子从六、七岁开始就要用棉布撕成条带紧裹双脚，使脚变形而尖小，并抑制其发育。缠足时，妇女要经受巨大的肉体痛苦，有的造成终身残疾。缠足后，妇女行动失去自由，彻底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和玩偶。缠足给中国妇女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甚至产生出大量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封建社会的一大痼疾。甲午战争后，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反缠足运动也随之普遍起来，到清末民初已成气候，南方各省及通商口岸开始放足和禁止缠足。1907年江苏人沈培邺、朱庆章、安徽人李华锷等人联合威海商学各界自筹资金成立了反缠足组织原足会，后改为天足会，由会员出资从上海不缠足会总会购买宣传书籍、画报四处分发，宣传放足。但由于势单力薄，成效不大。殖民当局对缠足习俗则讥而不禁，有的英国人还出于猎奇心理把绣花木底小鞋当作奇玩购置回国展览。

蓄辫缠足久盛不衰，长期不能革除，使威海人民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伤害，到30年代末，竟成为威海一大奇观，令许多到过威海的外地人都有恍若隔世之感，殖民当局放任自流的态度，不仅激起威海开明人士的强烈愤慨，而且也引起了威海卫城里中国当局的强烈不满。1929年威卫办事委员组织公安局、商会、清泉学校、毓秀学校及各隅长、里长参加的剪发放足宣传会。6月29日办事委员陈夫纲专函照会殖民政府，强烈要求在租借地内推行剪发放足，男子一律剪辫，女性三十岁以下一律放足，违反者，带辫男子要强制剪除、不放足的女子要罚其家长，各工厂不得雇用缠足之女士。殖民当局随后发布一则告示就不了了之。到1930年，租借地内妇女几乎全部缠足。威海卫收回之后，才开始全面的剪发放足运动，到1933年，全区缠足才基本停止。

婚丧嫁娶　缠足恶习惨无人道、灭绝人性，但也只是英租威海卫时期，威海妇女悲惨命运的一个侧面。在殖民统治和封建宗法礼教两大枷锁束缚下，威海妇女遭受着全面的奴役和压迫，完全丧失了追求个人幸福和发展的权利。由夫为妻纲衍生而来的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道德，把妇女一生都安排在从属男子的地位。婚姻家庭关系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宗法等级和封建礼教原则。在婚姻缔结上，通行包办买卖婚姻；在家庭生活中通行的是森严的等级尊卑制，男尊女卑，夫主妻从。女性必须“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一生都要保持贞节，从一而终，反对改嫁，反对男子娶寡妇。已订婚的未婚女子，倘未婚丈夫死去，一生都不得改嫁。即使婚后夫死后处于饥寒交迫之下，也要信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教条。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束缚下，女性要想受教育更是不可能。威海直到1909年才有了招收女子的学校，但不仅规模极小，而且所授知识仍以家政为主。1921年全区15万人口中识字的妇女仅有227人。以终生痛苦为代价恪守宗法礼教的妇女，得到的不过是死后的一块贞节牌坊而已。威海卫随处可见的贞节牌坊、节妇碑、孝妇碑就是威海妇女血泪史的明证。为摆脱不公正的悲惨命运，许多走投无路的青年女性往往走上了以死抗争的道路。据档案记载，英租威海卫时期，威海年轻妇女自杀现象相当普遍，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不到12万人口的区域里，平均每年发生的妇女自杀案件达到70多起。殖民当局也认识到这一点，但仅仅是口头上表示几句关注而已。迷信活动盛行是英租威海卫时期威海又一严重的社会陋习。为敬神，租占区内修建了各种神庙。到1906年，全区就有寺庙62座，占地1765亩。城区设有数理明鉴社、星鉴星命卦社、先天石子占卦、相士醒世客、棵竹神占、浩然命相课、明南卦社等算命店铺。城乡集日也设有算命摊，还有流动算命的，手捧鸟笼，让鸟抽签以卜凶吉。迷信的人信鬼神、风水、命相、巫术等，生老病死、福祸灾祥都要求神问卜，家里还要常年摆放神位以供烧香求神之用。重要活动均要按迷信习俗办理。如死了人，要请和尚念经超度、道士作法升仙、风水先生选择基地，还要视死如视生，把大量钱财埋到地下，供亡灵在地府中享用。

吸食鸦片　英国殖民主义者用鸦片敲开了中国的国门，占领威海卫后，为解决行政经费的不足，又大力推行鼓励吸食、贩卖鸦片的政策。最初，殖民政府为加强对鸦片业的管理，实行鸦片专卖。此后又于1902年实行招标制。只要每年交费550元就可经营鸦片，并积极面向香港及国外招商经营。此举使威海鸦片泛滥成灾，烟馆林立，吸食者急剧增加。仅1906年，全区就有烟馆20个，年销大烟3400多斤，平均每12户人家就有1人吸食鸦片。1906年9月20日，清政府下令禁烟，限10年内革除一要毒害，而殖民当局认为鸦片业是其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对此置之不理。1909年1月30日，清政府再次颁布《禁烟条例》，重申禁烟决心，并强调“禁除鸦片最为中国自强要政”。殖民当局迫于压力取消了鸦片专卖，并于当年6月份颁发禁烟令。但该令在宣布禁烟的同时，规定吸食者只要经过登记并领取执照、贩运和经销者只要缴纳税金仍然可以吸食和经营鸦片。同时，禁止向威海运销禁烟药品和中国产烟土，只准运销外国主要是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鸦片。因此，该禁烟令实际上明禁暗放，鸦片每年仍然源源不断地从香港运抵威海。据当时老人回忆，英国人在威海时，买卖吸食鸦片从不受限制。殖民政府禁烟后，曾有人要求巡捕房抓吸烟的，但巡捕房根本不予理睬。殖民当局纵食贩卖鸦片，使威海人民既遭受了严重的身心摧残，又蒙受了巨大的经济侵略。其影响既广且久，致使后来的威海卫管理公署不得不耗费巨大精力进行禁烟。

英租威海卫时期，社会陋习之所以久盛不衰，长期危害威海人民而得不到致命打击，一方面固然因这些陋习积累经年、根深蒂固而难以革除，但另一方面也是殖民当局包庇袒护甚至纵容扶持的结果。来自西方的殖民主义者本来对封建制度并无好感，但在威海，当他们看到封建统治形式有可资利用以维护其殖民统治秩序的价值时，就极力拉拢当地封建势力，对各种陈规陋习主张采取宽容甚至有意扶持的态度（如抽大烟）。同此，各种社会积弊一方面以殖民统治为保护伞，另一方面又假殖民统治的虎威肆虐于社会。因此，殖民当局是各种陈规陋习最大的保护者和支持者，是威海陋习盛行最主要的根源之一。

（十）爱国学潮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英租威海卫时期，日益觉醒起来的威海爱国师生深切地感受着民族生存的危机。为反抗侵略、救亡图存，他们奔走呼号，奋不顾身，成为英租威海卫时期威海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中最积极、最活跃、最富有生气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发生的历次全国性爱国学运都得到威海师生的积极响应。当列强欺压凌辱时，当反帝反封建呼声高涨时，威海爱国师生都曾勇敢而坚定地呼吁过、反抗过。从1919年到1930年，威海爱国学潮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一浪高过一浪，有力地推动了以往威海人民前仆后继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在威海人民反帝爱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5”学潮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战胜的协约国召开的解决战后事宜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要求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归还租界和租借地，取消二十一条。但在西方列强的操纵下，中国的正义要求遭到拒绝。会议最终通过的《凡尔塞和约》明确规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这样，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得到战败国的待遇。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后，以5月4日北京几千名学生涌上街头举行反帝爱国示威为起点，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威海卫爱国师生立即以行动声援北京学生，表达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的强烈愤慨。为扩大影响和吸收更多的人员参加，安立甘堂的学生5月份就开始酝酿组织学生组织并加强了与上海、天津、北京、济南等地学生团体的联系。同时成立了安立甘堂救国会，联合敬业小学和卫城里的清泉小学的师生在卫城内外示威游行，高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死力争”、“保我主权”、“还我青岛，还我山东”，“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并在城里和天后宫两戏楼集会演讲，号召抵制日货、使用国货。此外，还就振兴教育、实业救国等提出种种建设性计划。当北京学生被捕消息传来后，又立即印制《安立甘堂救国会泣告全国父老书》，广为散发。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威海民众的积极支持。自5月29日开始，全区人力车夫拒载日本人，码头装卸工人也拒绝装卸日货，舢舨拒绝摆渡日本人。学生提出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客观上有利于民族工商业者，因此商会等组织对学生的行为也表示赞同并给予配合。中国商人拒绝同日本人签订任何合同，并拒绝经营日货。由于战后日本在远东势力膨胀威胁到英国的利益，因此殖民当局初期对学潮干预不大。但威海学生的反日运动却引起日本人的强烈仇视。当年8月26日，日本驻芝罘领事馆代理领事照会行政长官，要求采取措施镇压学潮并保护日侨。在其要求下，殖民当局采取了一些压制措施，但均未得逞，抵制日货的行动越来越强，1919年来威海的日本商船有31艘，而1920年则仅有3艘。日本对威海的货物出口明显下降。直到1921年12月，学潮才宣告结束。“19。5”学潮是威海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学生爱国运动。学生的行动在黑夜沉沉的威海发出了一声响亮的春雷，对唤醒威海民众起到了振聩发聋的巨大作用。同时，学生们在学潮中所发出的沉痛的呼吁和强烈的愤慨以及对富民强国的积极探索，标志着威海学生已经开始把自身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并勇于投身民族解放的大潮中。

“25。6”学潮　“五卅”惨案后，英帝国主义的野蛮屠杀，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帝大革命风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1925年6月，处于英国直接统治下的威海学生进行大罢课，召开追悼会，悼念死难同胞，声讨英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声援上海学生的爱国运动。其中仅教会办的安立甘堂学校就有一半以上的学生罢课示威。来自威海12所主要学校的学生代表定期在城里集会，散发传单，组织演讲，进行鼓动，积极向威海民众宣讲上海各界的反帝爱国壮举，并开展了大规模的向死难者家属募捐活动。一时间，“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驱逐帝国主义海陆军出中国”的呼声响彻威海大地。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引起殖民当局的极大震惊，行政长官波仑特一面指使亲信分化瓦解学生组织，一面警告学生“不要干预政治”，并公开逮捕学运领袖4人，大肆进行暴力弹压。“25。6”学潮虽然在殖民当局的镇压下遭到挫折。但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英帝国主义，显示了威海人民更加觉醒，有力地表明了威海人民终将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坚定决心。

“28。6”学潮　1928年5月，日军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消息传到威海，激起爱国学生的极大愤怒，迅速掀起了抵制日货、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1928年6月，齐东中学、安立甘堂学校和清泉、敬业小学的学生代表成立了“威海学生联合会”，领导学生走上街头，深入商户，散发传单，控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呼吁抵制日货，抗日救国。随着爱国学运的深入发展，学生们再次把斗争矛头指向英国，呼吁人们反抗外来侵略，不做亡国奴。广大学生的爱国运动，震动了英国殖民当局，他们指派巡捕撕揭墙上的标语，逮捕发传单的学生，学生的爱国运动再次遭到破坏。

“29。12”学潮　1929年6月至1930年初，英方以苛刻条件使中英归还威海卫谈判陷入僵局，引起威海卫爱国学生的强烈不满。1929年12月，威海中学爱国师生要求使用具有反帝爱国内容的新课本，遭到亲英校方的蛮横拒绝。全体学生立即和教职员工一起同校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组织了长达一月的声势浩大的罢课运动，声讨英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要求无条件归还威海卫。学生们的爱国行为使英当局惊慌不已，当利用提前放假分散学生力量的阴谋失败后，立即派大批军警进行镇压，威海中学有30名爱国学生被开除。但爱国学生并没有为之屈服，抗英活动一直持续到1930年10月1日英国撤离威海卫后才宣告结束。

（十一）回归之路

威海地处山东半岛最东端，北与旅顺大连遥相呼应，共扼京津华北门户，位居要津，地势险要，自明代设卫起，就成为中国国防战略重地。英国租占威海卫后，中国人民一直渴望收复失地，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历届旧政权也始终没有放弃收回威海卫的努力。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威海卫的收回经历了极为艰难曲折的道路。

第一次交涉　早在日俄战争期间，威海卫的归还问题就被提出。由于日本在战争中战胜俄国而接管旅顺，使得英国租威海卫专为抵制沙俄的借口失去依据。而且，根据《租威海卫专条》中“租期应按照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的规定，英国也应当于当时将威海卫归还中国。但英国海军部、陆军部和殖民部均反对归还，认为威海卫可做为英国战争基地，抵制德国，并且，英国海军也需要这样一处理想的休养基地。同时，英国远东盟国日本，为借助英国势力牵制占据胶州湾的德国，也强烈反对归还威海卫。因此，为防止中国收回威海卫，英国殖民部决定通过修约把威海卫附属于香港，以达到长期占领的目的。香港总督弥敦接到指令后，立即做好了接管威海卫的准备。正当英国紧锣密鼓地准备新的这一计划时，清政府于1906年依据《专条》有关规定，向英国驻华公使提出归还威海卫的要求，英国公使当即表示：旅顺虽然另易其主，但仍在外国控制中，因此，不管条约如何规定，英国没有放弃威海卫的打算。清政府对此不敢据理力争，只能忍气吞声，妥协退让。随后，英国为防止列强干涉，也放弃了把威海卫附设香港的打算。清政府收回威海卫的举动昙花一现就草草收场了。但这毕竟是中国第一次以政府的名义将收回威海卫的愿望昭告于世人。此后，便开始了漫长的收回威海卫的历程。清政府的举动也引起了港英当局的关注。自1905年起，港英当局内部就形成了一股以割让新界为归还威海卫先决条件的暗流，一直持续到1927年。但在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爱国大潮冲击下，其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第二次交涉　1921年11月20日至1922年2月6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为对战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进行再分割而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顾维钧、施肇基在会上提出了包括退还租借地在内的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由于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压力和列强之间相互的矛盾，英国声称在集体交还租借地时交还威海卫。消息传到威海后，威海外国商人立即于1921年2月18日向英国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保护外国人在威海的利益。1922年2月3日，英国代表、枢密院大臣贝尔福致函施肇基要求按照中日解决胶澳租地的先例，由双方各派委员，先行调查协商。并提出英舰可于夏季自由使用威海卫，在威军需物资运输装卸存储不受限制，亦不征税，并保留所需产业；借威海海面训练海军；允许外国人参与市政；中方修筑威海卫铁路等条件作为与中方首开收回威海卫谈判的前提，表明了英方有条件归还威海卫的立场。此后，英国驻华公使艾斯顿将贝尔福宣言的主旨于4月14日和16日正式照会北洋政府外交部，并提议组织中英委员会赴威海实地调查。华盛顿会议后，北洋政府成立了以外交部为主的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主管华盛顿会议各项建议及议决各案的落实。4月7日，北洋政府指令梁如浩督办接收威海卫事宜。9月11日，又委任梁如浩为接收威海卫委员长，吴应科、吴佩光为委员。英国政府随即任命翟尔士为委员长，波仑特、高林士为委员。1922年10月2日开始，中英双方代表在威海卫举行了5轮谈判。由于英方所提条件过于苛刻，谈判毫无结果。1923年3月16日，双方又在北京继续谈判。经过34轮磋商，于5月31日拟定了《接收威海卫协商意见书》。该意见书规定：英国海军无偿租借刘公岛10年，期满后可续租，英军可在刘公岛及威海卫附近海面进行演习、训练，军需物资的输入、存储、装卸一律允许；威海卫划为管理专区，按（英）行政公署施政方式实行管理；码头区划为自治区，内设顾问会，由外国人参加，行政长官遇事须与顾问会商议，取得同意后方可实行；维持刘公岛现有市政办法，由中英海军各派代表一人组织顾问会，监督执行；聘请英国医生充当威海卫医官长，以15年为限；陆地区域部分房屋设施无偿租给英方，以30年为期，期满后可续租；威海卫海关关税收入10年之内按英国要求管理，全部留用地方；威海地方政府承担英国殖民政府所有债务，所需款项由威海海关优先拨付；中国行政长官应于接收两个月内在威海组织委员会，着手修筑区内道路和铁路，英国政府派代表参加；殖民政府所画押的字据契约及高等法院和地方审判厅判决各案，依然有效。该《意见书》严重断送了中国主权，实际上是贝尔福宣言的翻版。英方有条件归还威海卫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省内省外抗议浪潮风起云涌。《意见书》出台后，全国人民更加愤慨，坚决反对。山东省议会致电各省议会称：英人强租之威海卫，期满收回，绝无条件可言。本年组织的中英委员会华方代表梁如浩甘心媚外，抛弃接收主题，擅订苛刻条件24条，丧失领土，损害主权，务请各省协电中央，严拒英人要求惩办梁如浩。山东各界联合会致电北京政府国务院、外交部，指出该《意见书》丧权辱国，不啻断送，以表示“鲁人誓不承认”，并派邵次明等人赴京同山东旅京同乡会代表一同前往国务院请愿。山东学生会、威海卫商会、文登县地方自治协进会等团体也纷纷上书北洋政府、强烈抨击英方侵犯主权、干涉内政的强权行径，痛斥梁如浩等人的卖国恶行，要求拒绝签字、惩办卖国贼。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发起抵制英货运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蔡和森等在党中央创办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先后发表了《英帝国主义者所谓退回威海卫》、《山东人民为威海交涉之奋斗》、《不要忘了山东问题》、《可骇可惊的交还威海卫条件》、《国人还不急起抵制英国亡我的侵略吗？》等战斗檄文，深刻揭穿了英帝国主义名退实不退的骗局，指出“威海交涉，关系全国命脉”、“威海之吞并危在旦夕”，号召全国“急以对日手段，来抵制英国之侵略”、“何致前此能去曹章陆而今不能去一梁如浩”，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帝、维护主权的严正立场。人民群众的抗议活动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反对妥协、无条件收回威海卫的强大舆论，迫使北洋政府拒绝签字，并于1923年9月20日和10月2日两次向英方提出修约要求。但英方蛮横拒绝，并表示如果中国不允许签字，英国政府就不能将威海卫交还中国。1924年5月28日，梁如浩在全国一片指责声中被迫辞职。交收威海卫事宜随即由外交部接管。经双方多次磋商，英方表示文字形式尚可修正，实质上不能再行更改。如中国政府对于原案欲求实质上变更，英政府宁作为悬案，延期交还。1924年6月12日，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与英使重开谈判。经过10几轮讨价还价，中方屈从了英方的立场，在对《意见书》仅做文字形式变动后，于同年10月拟定《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草案）》。双方约定于当年11月28日正式签字。1924年11月24日，曹锟政府倒台，英方随即以中国政局不稳为由延期签字。1927年山东督办张宗昌为扩大地盘，发展势力，曾提请北京政府任命杨度为接收威海卫督办，并计划按青岛旧例将威海卫作为特别区归山东管辖；设威海政治及警察机关，维持民政，保护侨民；改良港口，由渤海舰队镇扼海口；修筑烟威路。北洋政府也曾屡次向英方提出交涉，但均遭绝。

第三次交涉　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这一局面的形成，使国民政府在对外交涉中比以往历届政府拥有了更大的权威性。同年7月7日，外交部就重订条约发表宣言，其中规定：中华民国与各国间条约已届满期者当然废除，另订新约。威海卫的收回再度出现转机。1929年6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向英国驻华全权公使蓝普森交涉归还威海卫。中方提出拟定新约，无条件收回威海卫和刘公岛。但英方要求按照1924年《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草案）》签字，只字不能更改，尤其对于英军续租刘公岛和保护在威外国人利益方面，坚持不肯让步，并再次以把归还威海卫做悬案处理威胁中方。双方争执半年，毫无进展。这一时期，全国再度兴起无条件收复威海的舆论高潮。国内新闻报刊纷纷登载文章，抨击英国的无耻行径，督促国民政府无条件收回威海卫。1929年8月《上海早报》刊载的文章还就威海卫的归还，提出迫使英国归还香港租借地。当时的威海卫尽管仍在英国统治之下，但抗英活动也很活跃。1929年2月开始，“独立主权”、“中国人管理中国”、“打倒帝国主义”、“威海卫的耻辱”等反帝传单就遍布全区。同年12月，威海爱国学生又发动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29。12”学潮。这些斗争形成了收回威海卫的强大推动力。1930年中英双方重开谈判时，蒋冯阎三派新军阀矛盾激化，中原大战一触即发。其交收威海卫谈判政策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为筹建军港扩充军备，进而控制山东，中方逐渐倾向于向英方妥协。最终双方商订新约分成专约和协定两部分，凡属于主权地产应收归中国且有永久性质的条款列入专约，凡属借给英国享用且有时限的条款列入协定。2月13日双方重新拟定《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和《协定》草约，双方议定将威海卫及刘公岛与威海港内之群岛交还中国，但刘公岛仍由英国续租10年。4月8日王正廷和蓝普森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字。《专约》和《协定》与北洋政府时期所订的意见书和专约草案相比，尽管在取消外国人参政、限制外国人在威特权等方面有较大进步，但仍然带有不平等性质。如规定英军可续租刘公岛10年，陆地上部分房屋设施也应无偿租与英方使用等。此后于10月1日，王正廷同英国驻南京总领事许立德在南京互换批准约本议定书。至此，中英双方历时8年的交收威海卫谈判终于以中方一再妥协为代价而结束。

交接仪式　1930年6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设立筹办接收威海卫事宜办事处，任命徐祖善为特派员，朱世全为调查主任，吴天放为事务主任。9月23日，国民政府任命外交部次长王家桢为接收威海卫专员。10月1日，由王家桢、徐祖善等官员组成的接收代表团率领300名海军陆战队员分乘海琛、镇海两舰由青岛抵达威海。上午10时45分，中英双方在（英）威海卫行政公署举行接收典礼。11时45分，（英）威海卫行政长官庄士敦乘船离威。至此，英国对威海32年的殖民统治终于以国民政府不体面地收回而宣告结束。此时距1906年清政府第一次交涉收回威海卫，已达25年之久。这一漫长的过程再次印证了强权无公理、弱国无外交的历史教训。

威海卫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个以和平方式收回的租借地。为把威海卫建成模范政治区以树立其国际、国内形象，1930年9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成立威海卫行政区，内设威海卫管理公署，直接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9月23日又任命外交部司长徐祖善为首任管理专员。1930年10月1日下午2时，徐祖善在威宣誓就职。次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威海卫管理公署组织条例》。领土的收回，主权的恢复给威海带来了繁荣发展的历史机遇。抗战前的威海卫管理公署为促进威海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威海并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1938年3月，威海卫重新被日寇占领，威海人民则再次跌入了民族压迫的深渊。

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威海人民真正获得解放。解放以后，威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以主人翁的精神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千疮百孔的威海焕发了勃勃生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威海人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改革开放，致力于发展经济，使威海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整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先后跨入全国综合经济实力50强和投资硬环境40优城市行列。（张建国）

来源：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威海市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