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阳在威海创立了金元之后最大的道教教派全真派。

王重阳（1110—1170），原名德威，字世雄，入道后更名喆，字知明，号重阳子，陕西咸阳大魏村人。家业丰厚、聪颖豁达，曾修进士业，文武兼备，由于仕途不畅，愤世自弃。传说48岁时遇仙人指点迷津而成道。金大定元年（1161）首次提出“吾将使四海教风为一家耳”，这句话是王重阳宗教思想成型的标志。受儒、释、道三教影响皆较深，特别是对儒家学说有着很深的造诣，是他提出“四海教风为一家”教旨的思想基础，为他以后“三教合一”教义做了思想准备。在陕西修炼8、9年后，使他的道家思想日渐成型。其宗教学说在陕西却无法光大。在陕西多年传教不果的情况下，他毫不气馁，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昆嵛山区。经过两年的努力，最终创立了全真教派。可以说，没有王重阳个人的主观条件和主观努力，也就没有全真教。全真教的产生，是王重阳主观努力和昆嵛山客观地利两者完美结合的产物。

从宗教必须具备的显著特征，即具有约束力的宗教机构，权威极高的宗教首领，共同信仰和遵守的教条、教规、仪礼三条考察，尽管“全真教”的名称是王重阳在牟平确定的，但是，全真教的第一个教会组织“三教七宝会”却是在文登成立的，故威海的文登也是全真教的产生地。

道教是中国固有的土生宗教。渊源于古代的巫术。东汉顺帝时由张道陵倡导于四川鹤鸣山，凡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称为五斗米道，这是道教定型化之始。因道徒称张道陵为“天师”，故又称“天师道”。道教奉先秦道家创始人老子为教祖，尊为“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正一经》《太平洞极经》为主要经典。东汉末，张角的太平道和张鲁的五斗米道，成为农民起义的旗帜。东晋时葛洪《抱朴子内篇》整理与阐述了道术与理论。北魏时寇谦之改革旧天师道，制定了乐章颂戒新法，称新天师道。南方道士陆修静编著斋戒仪范，道教形式因而完成。唐宋两代天师道与道教的上清、灵宝、净明各宗派逐渐合流，到元代归并于正一派中。在北方，金大定七年（1167）王重阳在山东昆嵛山一带创立全真派。

之所以称全真教为金元时期道教的最大教派，是因为王重阳弟子丘处机被成吉思汗封为国师，且总领道教，成为道教的总负责人，道教实力在当时最大、分布的地域最广。全真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分为遇仙、南无、随山、龙门、嵛山、华山、清静七派。道教在全国正式形成全真、正一两大教派。（全真派的道士须出家）大致全真派较多的分布于北方，正一派较多分布在南方。从教派分布和规模上，全真派超越正一派。

全真教产生的客观社会原因。一切宗教从理论上来说，都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歪曲和虚幻的反应。它的产生都不外乎两个客观原因：一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状况下，人们还无法控制自然力量，以为祸福是由神灵操纵，幻想以祈祷、祭献、巫术等方式来影响神灵，或自己通过修炼加入神灵队伍；二是阶级压迫和经济剥削给人们带来深重的痛苦，为解脱这种痛苦而求助于神灵。由此而产生各种不同的宗教。

全真教产生于金元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分裂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带来了频繁的战争，北方人们长时期忍受着战争苦难，承受着汉族地主、女真族统治者、蒙古族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处于深重的苦难之中。人们在无力改变这种苦难状况之时，一些人便采取了消极、隐世、遁逃的道路而加入全真教，一些人为修炼真果而加入了全真教。

全真教产生的地利人文原因。全真教的最早发起人王重阳是陕西人，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全真教没有产生在陕西，而产生于胶东的昆嵛山，这自然与昆嵛山的独特地利有关。昆嵛山，《十六国春秋》称其为“海上诸山之祖”，传说的海上“蓬莱”“方丈”“瀛洲”“胡山”及海上所有的神山，都祖植于昆嵛山。既然海上所有神山都祖植于昆嵛山，那么，海上所有神山上的神仙自然皆祖传于昆嵛山上的神仙了。昆嵛山上的神仙自然就成为海上众仙的鼻祖了。昆嵛山周围的人们想修道成仙就可以直接求助于本山仙祖。

昆嵛山使人们很容易和仙境相连的重要自然现象是山市蜃楼。夏秋季节，当云彩遮蔽天空，且云层不是太高之时，在山外看昆嵛山，整个山的所有山峰被云层整整齐齐水平切割，而成为很多大小不等的云雾缭绕的梯形平台，使人很容易联想仙人就在云雾缭绕的平台之上；也是这样的天气，站在昆嵛山最高峰泰礡顶向四周远眺，云层此时就像无边的茫茫大海，在云层上面的山头，便成为大小不同、远近不等的云雾缭绕的岛山，使人很容易把它看成是海上的仙山，也很容易使人遐想，神仙们就住在那些远近不等的仙山上。即使今日人们身临其境时也会浮想联翩。古人当然更会向仙境联想，历来就有诗歌为证。

麻姑最早在昆嵛山修炼成仙的传说，在昆嵛山周围家喻户晓。《齐乘》引《仙经》“姑余山，麻姑于此修道上升，余址犹存，因名姑余。”这个传说由来已久，《续文献通考》称麻姑在东汉桓帝时修道于牟州东南之姑余山。唐末五代时，昆嵛山就有了麻姑冢，建起了麻姑庙。宋徽宗时封麻姑为虚妙真人，赐麻姑所居为显异观。

传说金代的唐四仙姑也在昆嵛山修炼成仙。

昆嵛山道教文化和仙文化的浓厚氛围是全真教产生的重要地利人文原因。

全真教发展、壮大、兴盛除上述主客观原因之外，还有如下四个根本原因。

（一）全真教“三教合一”的教义是全真教发展壮大的思想原因。三教合一思想，既是社会意识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客观要求。宋朝尽管是正统中央政权，但是其前期存在着宋、辽、西夏之间的民族矛盾并由此激发了民族之间的战争；其后期又存在着宋、金、元之间的民族矛盾。在社会分裂状况下，人民在要求政治上的大一统、天下归一的同时，也希望思想上能够实现融合归一。全真教的“三教合一”宗教思想的提出，正是适应这种社会需求而产生。

“三教合一”思想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远在魏晋时期，道教就开始吸取佛教思想，特别是佛教的因果轮回观念的吸取；在吸取佛教部分思想的同时，道教对儒教思想也有吸纳，东晋著名道士葛洪就认为道者儒之本，儒者道之末，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说明早期的三教合一思想魏晋时已出现。南北朝时佛教的五道轮回、地狱天堂观念在道教书中也占突出地位。北宋道士张伯端最早提出了三教合一的主张。道教南宗白玉蟾提出三教之设源同一也。唐、宋两代除少数皇帝外，大多都提倡三教并用。武则天就认为“佛老二道皆为一宗”，唐玄宗对儒释道采取“三教无阙、会三归一”政策，宋真宗曾说过“三教之设其皆一也”。到了金代，北方出现的一些道教组织，无不以“三教合一”为信条之一。道教“三教合一”思想在金代基本形成。

“三教合一”成为全真派的教义，是道教思想史上的一种必然选择，它能最大限度的吸纳下层道教信徒和倾向于道教的人们。

（二）“五会”“七派”的建立是全真教发展壮大的组织原因。金代及其前的道教组织也信奉“三教合一”，但为什么没有像全真教那样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教派，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如同全真教那样健全的组织结构。

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收马钰等七子之后，紧接着用很短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建起了文登的“三教七宝会”、牟平的“三教金莲会”、福山的“三教三光会”、蓬莱的“三教玉华会”、掖县的“三教平等会”五大会众组织。这五大会众组织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一个是每个会众组织的冠名前面都带有“三教”二字，这说明“三教合一”已不仅仅是作为口号提出，而是当做全真教的最根本的信条和教义，当做全真教一面鲜明的大旗。由于旗帜鲜明，因而使之具有极大的号召力。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全真教的五会组织分布点广，照顾到行政区划。具体说这五会分布于三州五县：三州是宁海州、登州、莱州；五县是文登、宁海、福山、蓬莱、掖县。分布广便于最大限度的发动和吸纳信徒，也可以遥相呼应，当然潜意识中也增加了发展会众的竞争性。三教五会的名称和分布，反映了全真教领袖们的组织能力和极高的策略智慧。

在建立三教五会的同时，当时的全真七子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宗派（非政治含义词）组织，这就是马钰的遇仙派，谭处端的南无派，丘处机的龙门派，刘处玄的随山派，王玉阳的昆嵛山派，郝大通的华山派，孙不二的清静派。这七大门派的最显著特点有两点：一个特点是有门无派，即他们分别建立了自己的门派，但却不是小宗派主义的门派，而是在一个掌门人的总主持下，各自为单位，各自为战，扩大全真教的队伍和影响，他们以同一个掌门人为中心，有共同信仰的教义，为了同一个目标而不懈努力。他们不像有的宗教组织为争夺掌门人，为扩大小宗派，为突出自我而互相攻讦，甚至杀戮。另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有博大的胸怀、浩然的气度。全真派内部无地域之分，无民族之分，无乡土之限，无等级贵贱之分，甚至无男女性别之分，同为一个大家庭，真正实践了“四海教风为一家”师训。

正是具有了“五会”“七派”这个较为严密的组织，才使全真教成为与其他宗教不同的独树一帜的教派，促使了全真教的发展壮大。

（三）领袖和骨干队伍的身体力行是全真教发展壮大最重要的表率原因。

全真教，作为一种宗教，它与其他所有宗教一样，是由全真教领袖和骨干长时间酝酿发展的结果。

领袖在创立全真教过程中曾发挥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但是在全真教形成的具体过程中他们都起了不同的作用，从中也可看出全真教之所以能成为道教一大教派的奥秘。

王重阳的主要作用表现于如下几方面：提出了全真教的宗旨和教义，及全真教的宗教思想。归纳全真教修炼和立教原则；收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人为徒，确立了全真教的领袖骨干队伍；建立了全真教的三教五会，确立了全真教的组织机构；制定了全真教的道士出家修炼制度，确立了本教的修炼方式；提出全真教要有自己的修炼场所。

王玉阳的主要作用表现在，他为全真教在胶东的发展壮大、使全真教走向全国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并为全真教走向全国做出了重大贡献。金朝历任皇帝先后曾七次召请王玉阳，使全真教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全真教走向全国打下关键的一步。

马钰的作用表现在：他是王重阳衣钵的继承人，全真道的第二代掌门人。金世宗时下令限制无度牒道观，外出传道的马钰、郝大通、丘处机、刘处玄都先后回到家乡，他们与原留在胶东的王玉阳一起弘扬全真道，壮大三州五会。从而为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迎来全真教发展的第二高潮和进一步走向全国打下了基础。

马钰对全真教所起的最大作用是确立了全真教的承前启后之宗教脉络。立王玄甫为全真教五祖之首，尊为东华帝君始祖，给全真教注以东华帝君—钟离权—吕纯阳——刘海蟾——王重阳五祖一脉相承的组织系统，壮大了全真教声势。这应该是马钰对全真教的最大贡献。

另建立契遇庵、东华观，为全真教提供较稳定的活动场所。

刘处玄是继谭处端后全真教的第四任教主（教主顺序是王重阳—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由于他是除王玉阳之外在胶东传教时间最长的全真七子。因此，对胶东三州五会的发展作用较大。刘处玄对全真道所起最大作用在于理论上的著书立说。著述有《仙乐》《太虚》《盘阳》《同尘》《安闲》《修真》，另有注《道德》《阴符》《黄庭》；做醮事，宣扬全真教。

奉诏赴阙，扩大全真教影响。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奉诏赴阙。当时皇帝赐他住京师天长观，返回时还赐他观额五道：灵虚、太微、龙翔、集仙、妙真，并下令建观超度人。皇帝召见，既是对全真教的承认，也是一种鼓励，这如同王玉阳受金世宗召见一样，对全真教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郝大通对全真教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著述，有《太古集》《心经解》《救苦经》《示教直言》；开创全真教华山派，据1919年统计，昆嵛山的宫观，华山派最多，郝大通对全真教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谭处端创建了全真道南无派，为全真道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孙不二创建了全真道清静派，也为全真道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丘处机对全真教在全国的发展壮大起到了最为重大的作用，创立了龙门派。

（四）封建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是全真教发展壮大的政治原因。这是全真教能够超越其他教派的极为特殊的原因，也是全真教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

1、多次召见全真教的掌门人，抬高了全真教的政治地位和在宗教界的地位。在封建社会里，皇帝对臣民、宗教首领、外国来宾的召见，是皇帝所给与的最高规格的礼遇，被召见者也把皇帝的召见当做最高的荣誉。这对别人或别的社会团体可能是可望不可及之事，但对于全真教来说却是非止一次。自1187年始至1224年止，在长达37年的时间内，全真教的掌门人王玉阳、刘处玄、丘处机，先后受到金、宋、元三个朝代中的金世宗、金章宗、金宣宗、宋宁宗、成吉思汗五位皇帝（其中两位皇帝的召见被全真教拒绝）十几次的召见。这在封建社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是中国宗教史上所有的宗教团体存在过程中所绝无仅有的。最高统治者的皇权号召力和政治影响力，无疑对全真教的兴盛和发展壮大，起到了其他政治元素无可比拟和无可替代的作用。

2、给予全真教掌门人以较高的政治地位。首先是给予全真教首领最高礼仪待遇，如丘处机赴京，就享有“帝王礼拜，三官奉侍”的礼遇，丘处机所言被皇帝亲自书写在袍领上，并珍藏于国家档案室。其次给予全真教首领实质性的政治地位：王玉阳被金世宗诏见时就给予三品俸，赐给只有官员才可服用的冠简紫衣，赐号体玄大师；丘处机被成吉思汗拜为国师，并赐之虎符、金虎符。虎符历来是国家军事上的通关信物，赐予全真教掌门人丘处机，足见最高统治者对全真教的重视程度。

3、授予全真道教主为宗教领袖。皇帝封丘处机为大宗师，主持天下道教大小事务，“凡道家事，一委神仙处之”。给予全真教首领以宗教最高政治地位，其实质就是抬高全真教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

4、敕赐观额。由礼部或皇帝给寺观赐额，自古有之。但是由皇帝亲自当面赐予观额却是很少见的；由皇帝一次性大批量赐予观额在宗教史上却更是少见。刘处玄赴京时一次赐观额五个，王玉阳赴京皇帝亲赐二观。

5、问对论道。与皇帝直接交流、问对论道，既是一种殊荣，更是抬高全真道宗教地位的一种机遇。皇帝和全真教掌门人十几次的问对论道，对全真教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封建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抬高了全真教在宗教领域内的地位，扩大了全真教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对全真教的发展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丘处机受到成吉思汗的召见以后，全真教道侣云集，玄教日兴，迁善者风靡，学道者云蒸，声教所及，要荒无间，自古全真道之盛，未有及此。

除其他方面的因素，以上四方面是全真教发展壮大为最大教派的根本原因。

来源：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威海市委员会